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场艰难又有希望的实验
希希学园缺钱缺人,专职工作人员只有3名女性,筹得的经费也只能勉强支持14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性教育。
同心实验学校刚开讲《珍爱生命》时,所有班主任都亲自授课。两个学期后,坚持下来的只有卢新晨一人,其他班级只能培训志愿教师入校上课。
韩雪梅完全理解这些老师。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收入低、压力大。再加上一门带不来任何收入的课程,很多老师不堪重负。
在给孩子们讲授月经时,卢新晨提到,这期间不要再进行剧烈运动,否则会引起血崩。
“老师,什么是血崩?”稚嫩的女声紧跟着响起。
“出很多血,是一种危险的情况。”
议论声在班里瞬间炸开,卢老师随即转换了话题。但几分钟后,女孩子还是念念不忘地再次举手,“老师,失血过多怎么办啊?”虽然卢老师解释称这种情况很少见,发生了就去看医生,可提问的女孩依旧眉头紧锁。卢新晨一时没意识到,这一章节讲到“月经期间过度运动会引起不适”即可,不应该引入让孩子害怕的“血崩”概念。
教师培训、听课督导和教学经验交流都能给予老师支持。韩雪梅坚信,如果有更充足的经费人力,各个环节更加完善,教学效果会更好。
给打工子弟教授性教育,困难也的确倍增:他们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性教育知识更是少得可怜。
卢新晨班级的一位男生抱怨,如今爸爸回家就玩手机,妈妈不识字,“没人教这些事”;另一位女生则嘀咕,自己已经来过月经,但只是“应付过去了”,妈妈并没有教她处理的方法。直到当天上了课,她才明白。
韩雪梅曾在一年级的课上发现一名坐在教室后排的男生默默自慰。调查之后才发现,因为条件限制,孩子和父母租住在一间屋子里,孩子还没睡着,父母就发生性行为,没有遮掩。韩雪梅相信,在流动家庭,这绝非个例。
两年前刚开课时,五年级一班的这群孩子大多觉得“很恶心”,有的甚至捂住眼睛,堵住耳朵。
即使具体实践方法不同,大多性教育工作者都将保证孩子一生安全快乐,不被性问题困扰作为奋斗目标。胡萍回忆,自己上完课后,有小女孩找到她说,自己家经常和另外一位叔叔出去郊游,这位叔叔会趁父母不在抚摸自己。直到今天,她才知道自己被侵犯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女孩想了半天,告诉胡萍,“以后郊游,我会一直在妈妈身边,拒绝那位叔叔!”
胡萍说,看到一个女孩真的成长了,“这是最高兴的时刻。”
韩雪梅也相信,帮助希希学园做性教育的人完全是被爱和责任感驱使。有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经费,依旧成立了性教育教研组,任课老师们能为“讲预防传染病要不要给孩子们展示避孕套”争执上大半天;有的志愿者下班后,饭都不吃就赶来上课,还要趁课间休息时间掏出手机,参与公司的电话会议。
持久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这场艰难却充满希望的实验中来。
几天前,韩雪梅的邮箱里收到一位女大学生发来的志愿者申请邮件。
她想都没想,就回复道,“这个周末,我们上课选用的教材正面临质疑,收到你的邮件,觉得充满力量。”
几分钟之后,女生为这事发了条朋友圈。只看一眼,韩雪梅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滚了下来。
那上面写着:为众人抱火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记者 程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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