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教材?坏教材?
第一次看到《珍爱生命》这套书时,韩雪梅说,“仿佛看到了希望。”
在那之前,她是一名推广科学教育的公益从业人员。突然有一天,她得知自己学校的女学生被一位老师强奸了;过了一阵子,她的朋友,一位体育老师告诉她,自己三年级的儿子被初中生性侵了。
让她不解的是,女生父母觉得这事“太丢人了”;体育老师怕伤害儿子,选择忍气吞声,最终全家离开了北京。
“没有独立价值观的支撑,被人侵犯时,孩子会因为恐惧而丧失反抗的意志。而如果无法正视自己的身体,破除对性的羞耻感,就容易觉得被性侵才耻辱。”韩雪梅一度认为,现在的人们更缺乏的,是价值观。
因此,当她看到《珍爱生命》大段篇幅讲平等独立、尊重他人、作决定以及性不可耻的内容时,认定了“这是一本好教材”。
但她带着教材走进学校,又发现自己想得太美了。
“老师,为什么电视剧里刚出生的孩子浑身都冒血,他会疼吗?”
“为什么非要男女结婚啊?我和女同学不能在一起吗?”她自己6岁的女儿也问道。
这些问题让韩雪梅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会因为“为什么要和爸爸一个被窝”的问题给她白眼,得到性知识的唯一场所是村头的公共厕所——在那里,姐姐们会聊些“大人的事”。快40年过去了,很多性教育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
针对教材“太直白”“下流”的质疑,编写《珍爱生命》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回应称,“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这也正是韩雪梅的担心。她知道,有小女孩曾反复遭遇父亲性侵,但每次和妈妈哭诉,只会说“爸爸打我”“爸爸弄疼我”,这样的表述长时间得不到重视。
有家长选择只告诉孩子哪里不能碰,这种做法反而令很多专家担心。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教育专委会委员、深圳性学会会长陶林觉得,孩子是一张白纸,给予规范、严肃的性知识,他们就会以科学的态度面对;遮遮掩掩、一知半解反而勾起好奇,再加上媒体、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性信息,才可能诱发危险的尝试。
陶林在初中组织性知识科普大赛,结果,台上的学生严肃地抢答、思考,台下的成年人反而偷笑、议论,想歪的并不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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