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本质的原因还是现行考试制度。吴遵民认为,教育系统内减负、小学零起点入学等一系列举措,传递了科学育人导向,也的确减轻了学生负担,但并没有改变教育整体框架格局和中、高考选拔仍以分数为主要导向的现状。家长们需要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千方百计让孩子得高分,“抄近道”的培训机构自然就会大行其道。
“一方面,中、高考命题有待规范,超纲考题、偏题怪题增加了老师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升学率高低仍是教育行政部门考评学校的最重要指标,‘指挥棒’压力不减,就会促使学生和家长把学校减的负,在校外又重新背起来,而学校没有动力去制止这种现象。”吴遵民说。
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看来,教育的焦虑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缩影。他说,目前70后、80后家庭大都是4-2-1/2的家庭结构,在收入水平普遍提升后,父母有多余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一个两个孩子身上。这是焦虑的物质基础。
社会基础则有多种构成。尤其对于接受过优质高等教育、已经在大城市立足的年轻父母来说,他们深知自己奋斗的艰辛,但一方面仍有包括住房、医疗、养老、环境等在内的重重压力,一方面又有对下一代能否维持或争取较高生活质量的担心。这种焦虑只能传递给家庭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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