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爱国精神的浩然正气和可贵的民族气节亲情和乡愁只是个起点，海外诗人并没有沉溺在悲怆的个人感情宣泄之中，而是跨出狭小的家园故里，把关爱投向神州大地，故国风霜。

　　明月他乡夜，长如不眠何？

　　家贫无足道，冻馁满山河。

　　（王道《明月》）

　　华侨诗人身居异域，却关切着故国的军阀混战，民生多艰。“１９２０年，粤军许崇智率军自安溪入安海抢劫、杀害百姓”。安海华侨俞少川闻知此讯，即赋《家乡兵祸有感》一诗云：传闻兵革起萧墙，满目疮痍遍故乡。

　　寄语群雄漫角逐，好留热血喋边疆。⒂在中华民族遭受异族入侵之际，台胞和华侨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意识，他们借凭吊历史英雄人物，寄托爱国情怀。而闽南华侨和台胞歌颂郑成功驱荷复疆的诗歌尤多。

　　恰好在１００年前（１９０４年），曾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诗句痛斥李鸿章割台卖国的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就有一首热情歌颂郑成功消灭外国侵略者的诗作：谁能赤手斩长鲸，不愧“英雄传”里名。

　　撑起东南天半壁，人间还有郑延平。

　　（《有感书赠旧书记》）

　　诗歌以郑成功驱荷复土的英雄业绩自励，表达了自己决心赶走日寇，恢复故土台湾的宏图壮志。

　　潘受在《台南谒郑成功祠》一诗曰：藤牌子弟有攘除，未许牛皮窃我居。

　　篙目城中孰天下，奋髯海外王有余。

　　至今教化犹垂世，能几英雄肯读书。

　　哭庙儒酸先痛革，青衣早已付焚如。

　　此诗歌颂郑成功识破荷兰侵略“暂借牛皮一席地”的诡计，奋起带领闽南子弟兵，以“藤牌奇兵”的巧妙战术，战胜荷夷的英雄气概。诗人希望郑成功的民族大义能“教化”后世。但是，在英雄几经奋战才得以收复的台湾岛上，几个民族败类数典忘祖的行径，令正直的台胞面对英烈，痛心垂泪：三百年前逐荷夷，国人奉祀延平祠。

　　于今后裔多忘祖，感慨无穷涕泪垂。

　　（高雄移居加拿大、篮球比分直播：宋子岑《台南延平祠怀古》）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遍秀丽河山。海外凡我族类，不分老少，纷纷回国，奋起抗日。

　　怀归鬓纵三分白，许国心犹一寸丹。

　　蛇纵横宁可忍，河山破碎岂能安。

　　（梁披云《北归有日感作》）

　　许多华侨志士毅然投入所在国的抗日斗争，印尼侨领先烈黄周规，积极参加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活动，任印尼“抗日筹赈会”主任，１９４２年被日军追捕入狱，受尽折磨，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其《狱中有感》的诗，铁骨铮铮，威武不屈：敌境存身事本难，豺狼猖獗夜漫漫。

　　凛然正气谁能屈，无愧神州心自安。

　　在菲律宾，成千上万华侨青年，组成“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对日寇战斗，许多汉族健儿，取义成仁，血洒异邦，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菲宾遍地血腥痕，大汉健儿报国恩。

　　可怜院口花园地，遍葬华侨义勇军。

　　（郑鸿善《吊华侨义勇军成仁同志》）

　　石狮永宁旅菲侨亲先烈黄念打，积极组织抗日活动，被选为“抗敌委员会”委员，被捕后英勇不屈，１９４２年与其他八位抗日侨领被杀害于华侨义山。杨虚白《悼抗敌会九烈士并序》一诗云：好男儿，推九烈。赴国难，殚精力，坚同仇，誓反日……

　　睢阳齿，常山舌。伸大义，存忠烈。千载后，难磨灭。

　　全诗秉承文天祥《正气歌》的民族精神，情辞激越，正气凛烈，一字千钧。

　　在民族危难之际，闽南华侨诗词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高昂的民族气节，说明了闽南文化仍然是以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意识为其精神支柱。

　　３、重视华文教育，承传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闽南海外华侨清醒地认识到，保存、传承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与异文化交流的前提。为使本民族文化在客地不致被淹没以至消亡，许多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发展华文教育，为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倾家办学的陈嘉庚万众景仰，印尼黄周规赞云“南岛光荣属老人，倾家与学性情真”、“足迹天涯高气节，关心国事薄风尘”。⒃此外还传颂着许多华侨散金办学的义举盛事。厦门旅菲先辈陈谦善首开“兴学育材”之风气，“为华侨首立百年之基业”，其族人陈丹初为长诗以纪盛：首散黄金筑簧宇，从此华侨识华字。

　　华侨识字千万人，国性保存先生畀。

　　又如南安潘葵村在菲创办之曙光学校为日军焚毁，他在《怀曙光学校诸生》一诗中云：育才最乐师轲圣，爱国深情慕放翁……

　　百千学子悲星散，无复弦歌播国风。

　　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孔孟的圣贤之道和“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游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他悲痛的是学校被毁，不能再传播孔孟之道了。老一辈华侨眼见第二三代的故国观念日趋淡薄，强烈呼吁加强民族意识教育。参与创办新加坡大学的潘受在《南园二首》诗中，对青少年肩负继承中原文化寄予厚望：绝学搜遗绪，高歌望少年。

　　河汾多俊义，会画在凌烟。

　　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陆文化通过闽南移民移植到台湾。明清以后，郑氏开发台湾，建立孔庙，创设府学、县学，特别是在香社设立“土香义学”，聘请大陆儒家学者赴台任教，实行大陆的科举制度，造就大批儒学之仕和优秀人才，大大加快了大陆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最终，使中华文化成为当今全台湾的主流文化。这一直是两岸学者的共识。台湾已故著名诗人黄锭明曾赋诗歌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台湾同胞春风化雨般的涵化作用：曾沾化雨沐春风，浩荡深恩感靡穷。

　　海滨才调归泉郡，洙泗文章出鲁宫。

　　正如旅美学者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所说：“文化对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个人想寻求精神的归宿，仍舍文化莫属。离开自己的文化本土，纵使在物质上空无所有，在精神上仍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凭着这些文化资源，才能在新土上重建基业。”华侨倾家散金、兴学育材，目的就在于“存国性”、“播国风”，也即保存、传承以洙泗弦歌、河洛遗绪为标志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异域“新土”，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闽南华侨诗歌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反映了这一强烈的愿望。

三、文化融合和儒家的“大同”理想

　　闽南文化哺育出来的“海洋心胸”，使华侨乐于欣赏和接纳异族文化；同时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使他们始终奉中华文化的内核儒家思想为圭臬。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能与贤，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所以，当诗人们在盼望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互相融合的美好前景时，总是将其纳入“天下为公大道伸”的儒家大同终极理想之中：试思儒佛本歧异，亦可水乳交冲融，兼善兼爱推恩耳，大道极致为大同。

　　（潘受《南洋大学开办》）

　　再看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柳亚子１９３５年赴南洋为抗日筹款时书赠在菲家父李根香的诗，其中有两句：难忘民族有英雄，林凤当年唱大风。

　　他日车书终混一，未须种族辨西东。

　　该诗大胆而客观地把为促进中菲文化融合作过巨大贡献、具有深远影响的林凤作为民间英雄人物予以热情歌颂，并以儒家思想推而广之，表达了对全世界能够不分东西文化差异，共同走向“书同文、车同轨”的“大同”理想的憧憬。柳亚子虽不是华侨，但与众多华侨交往甚笃。他这首赠诗，准确地道出华侨诗词所体现的闽南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质。

　　结论一、自古南下的汉人传统大陆文化与闽越人的海洋文化融合而成的多元闽南文化，其特质为心怀四海，乐于与别人交换观念和物品，善于欣赏采纳异文化并与自己的文化结合得很自然。也就是在与异文化相处中能够“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突显出兼容并纳的包容性与冒险创业的开拓性。

　　二、闽南文化是闽南华侨文化的母文化。闽南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在闽南华侨诗词中得到艺术的再现。闽南华侨诗词是闽南文化在海外传播交流的载体和见证。

　　三、华侨的出现本身就是闽南海洋性格外化的结果。先侨甘冒风涛，投荒万里，历尽苦难，辟草莱为廛市，化荒甸为绿洲，把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传授给异邦人民，为所在国的社会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闽南华侨诗人饱蘸血泪，大笔淋漓，写下了史诗般的华侨斑斑血迹和歌哭心声。一部华侨诗歌史就是一部异文化之间的由隔阂磨合，进而接纳共处，最终臻于乳水交融的双向交流史。

　　四、华侨既为古老灿烂的本民族文化而自豪，也衷心景仰异文化的精华。因此，闽南华侨诗词中涌现了许多歌颂两种文化之间建立的“唇齿一家亲”、“浑然水乳情”的亲密关系。而共同的民族心声和致力于异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又把这种关系推进到革命运动互相支持的新境界。

　　五、闽南华侨诗词显示：华侨长年身处异域，却能情牵高堂妻儿，心念家园故土，足证儒家传统文化中关于祖先、家庭、婚姻等伦理观念，仍然是其潜意识中的无上圭臬；而在民族危难之际，华侨高昂的爱国精神表明，传统的民族意识仍然是其精神支柱；许多有识之士以承传和发扬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为己任，他们兴学育材的义举说明，以河洛遗绪、洙泗弦歌为标志的儒家思想，被他们认为是在异域“新土”“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

　　六、儒家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华侨诗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华文化与异文化的交流融合，纳入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理想的憧憬之中。柳亚子书赠家父的墨宝准确地道出，儒家“大同”理想是华侨的终极追求。而闽南华侨诗词则充分体现了闽南文化的“多元一体”特质。

　　七、中华传统文化，数百年来，经由闽南文化，传播延伸到台湾，而最终确立其当今台湾主流文化的地位，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陆传统文化涵化出来的地域文化，犹如泰山玉山，原出一脉。台湾同胞不可阻遏的寻根意识和思乡情结，都是对“母文化”无限眷恋和感戴的外在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