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对于一些2007年、2008年进过临沂网戒中心的人来说，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欧洲读博士，有人考上公务员，有人进了苹果公司，有人进了央企，也有人成了军官，还有人耽误了多年的时光后，仍在大学里念书。当然更多的人销声匿迹，失去了联系。

　　尽管当时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但很多当时的盟友还是在“杨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组成各种小群体。

　　在贴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晒出自己穿着佩有上尉军衔的军装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现在过得很好，杨永信我既不感谢你，也不记恨你。”

　　硕士毕业的刘思恩在“如何评价杨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杨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评论他“脑子被电糊了”。

　　刘思恩说，当时央视拍《网瘾之戒》的时候他就在“四院”现场，他怕说错话，有意避开了所有镜头和采访。他认为《网瘾之戒》真实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态。

　　他说，也正是那段经历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刘思恩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些至今对‘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没啥大出息，而出来后真正认真读书的人，对那个地方不会抱有太大的负面情绪。”

　　在他看来，不反对“电击疗法”的《战网魔》和批判“电击疗法”的《网瘾之戒》这两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坏留给后人评。”

　　曾经进出“四院”13次的谢坤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四院’并没有说的那么残忍和恶毒，想想里面有哪个孩子是善类，有哪个不是自私享乐不顾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开那段往事。有人承认，自己那个时候确实年少无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记者，“不要骚扰我，只想安静地生活”；还有人无奈地说，“过去的伤疤就不要再去揭开，要不然只能破坏亲情。”

　　甚至还有盟友对记者说，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无药可救，只有送去“四院”这一线生机的话，他也会尝试这么做的。

　　有位女盟友读大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想以宪法的名义，控告网戒中心侵犯人权，可最后自觉势单力薄而放弃。

　　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电击治疗仪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恶魔，因为父母只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哪怕就是电也要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她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网戒中心里，大多数人都被诊断为心理疾病或网瘾，但实际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暂迷茫，之后他们还能回到正轨，可那些因此堕落无法回头的盟友又该怎么办呢？”

　　一位盟友家长看了《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文章后倍感气愤。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假设你有孩子不学习了，和正常人不一样了，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着急。这个临沂戒网中心，是一个救孩子的好地方，并不是害孩子的。”

　　他说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家里只顾着玩电脑游戏，不和家里接触，脾气越来越暴躁。“作为家长，我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没办法才交给戒网中心来管理”。

　　在他眼中，孩子从四院出来以后，内心没有恐惧，回家就和他们沟通。还把打工挣来的钱，给爷爷外公各买了一箱酒，给外婆和奶奶买了手表。

　　可当被问道，如果孩子“再偏”，还会把他送去四院时，这位家长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会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经好了，毕竟已经长大了。孩子的行为上有缺陷，家长自身也缺乏沟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当。”

　　8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访了网戒中心，门口一群家长在门口蹲守，还有人从附近的小车里给记者拍照。从外面看，网戒中心的每一层入口都被两道铁门紧锁着。

　　当记者试图进入网戒中心时，一些带着“xxx爸爸（妈妈）”名牌的人开始跟随和驱赶记者，表示“请你快点离开”。

　　记者试图通过电话联系杨永信，其电话处于关机状态。

　　据8月22日《沂蒙晚报》报道，杨永信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如果没有患者，网戒中心一天也开不下去。网戒中心之所以能够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规外，也是因为有众多的家长和孩子需要这个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长和孩子不需要这个地方了，网戒中心因此关门了，那将是我感觉最幸福的事。但现在，那么多的家长带着求助和无奈而来，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这份事业，责任和同情心是驱动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结尾

　　最近，张旭同看了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聚焦》。

　　看到其中一个桥段时，他不停地流泪：被猥亵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师假借上帝的名义对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给牧师端上了一盘点心。

　　张旭同也曾试着与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剂量，电死他”时，就放弃了。“我从来不怀疑，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但是方式有问题，依旧不能被原谅。”

　　有一次喝多了，他给母亲打电话，提起过去的事情。母亲很惊讶：“过去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忘！”

　　“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那段经历对我有什么太大影响。”张旭同说。

　　这几年，张旭同和女朋友“造”过几个人，可最后也都“处理”掉了。他表示，他对做一个好父亲没有信心。

　　毕业后，江一帆去了离家2000里之外的鄂尔多斯，从事煤矿设计工作。

　　煤矿实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让矿工能够有较长的集中时间回家看看。

　　江一帆几乎没有用过这10天假期回过家，而是去呼伦贝尔看草原、去中卫沙坡头看胡杨林。

　　每周，江一帆都需要下矿井四五次，检查自己设计的矿井工程实施情况。

　　即使到了深达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内心依然充满安全感。“自己设计的自己了解，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边强多了。”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出于保护采访对象，张旭同、江一帆、刘思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