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今，张旭同在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上班。

　　谈起当年当班委的日子，张旭同一下子来了兴致，“有种特权阶级的感觉”。

　　班委张旭同手中的权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顺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将对方送进“13号室”。

　　不仅如此，班委还享有更多自由，“就像县级干部一样，很多事情刷脸就可以。班委找个理由就能走出紧闭的大门。”张旭同说。

　　他批改盟友日记时，会仔细检查文字里有没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头，如果日记中出现“被管教”3个字，他会以“不服从改造”为由送对方接受电击。

　　可能因为那届班委的行事过于张狂，不少盟友称他们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议要罢免班委。

　　不过，那些举手赞同罢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电击治疗。

　　张旭同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趴在床铺上写日记。由于床铺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运气好，他会成为“别动队”成员，出去放放风。“别动”二字就是“站着别动的意思”。队伍专门逮捕那些因为行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进“四院”的“再偏”盟友。

　　张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晚上9点，四五个人乘着一辆金杯救护车出发。第二天凌晨1点，车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网吧门口。

　　张旭同在里头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这个人他认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放松。”张旭同说，“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栏目里常说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

　　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同应该不会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

　　在那段日子里，张旭同觉得自己的支点就是爱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点微光。

　　一天黄昏，张旭同和副班长一起，偷偷来到网戒中心的电脑房，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张旭同。他们被家委会的一名家长路过，抓了现行。

　　当晚8点多，很多盟友被叫进了“13号室”围观。江一帆就在现场。据江一帆回忆，晚上9点多，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匆忙赶回医院来做治疗。

　　在接受治疗前，张旭同站在二楼的窗边，看见了楼下的母亲。天有点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

　　“加大剂量，电死他！”

　　电击很快开始，张旭同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坏事”，以求减轻痛苦。几个班委在陆续接受电击治疗后，他们又反过来指认了张旭同在厕所里辱骂杨永信的事情。

　　刚休息一会，他又被自己“出卖”过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电击床。

　　据江一帆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大家围着治疗床站着，最靠近床边的是新来的盟友。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

　　空气中留下的是张旭同发出的“呜呜”声，以及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

　　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能够减少恐惧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选择靠在了墙上。

　　江一帆浑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边人的重量。“如果换我的话，就想一下电死多好。”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来了”。

　　惩罚持续到了深夜，当晚张旭同在电击台上休克了。

　　等到张旭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他开始一直装睡，以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可他还是被盟友发现后带走。

　　两周后，在新一轮的选举里，张旭同获得了20多票，再次当选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当时张旭同的样子：“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驱壳，面无表情，眼泪往下流，一个劲地说：‘我都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我？’”

　　没多久，张旭同出院了。盟友间气氛有了变化。

　　“电击的恐惧，告密的戒备，大家更加能‘装’，大家将自己封锁起来。” 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大部分人刚出院那会儿，都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保持一段时间在“四院”的状态。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尽全力让父母满意。

　　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爸妈皱着眉头；江一帆努力冲到了60分，爸妈还是觉得太偏科。英语分数最终冲到了90分。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恐惧：害怕表现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每两周江一帆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在他辍学打游戏的那两年，这款游戏让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

　　他满心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逃离父母的管控，逃离被送回“四院”的恐惧。可事实证明，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