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儿子，别人会说我们家断子绝孙”

　　“我叫胡守春，古月胡，遵纪守法的守，春天的春，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自从“非亲生”儿子被带走后，40岁的胡守春说他如今只愿意这样做自我介绍。这个自称性格固执的男人至今不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做错了什么，但在看到父亲为此下跪的那一刻，“那一瞬间，我真觉得自己挺可悲的，挺无力的感觉。”

　　胡守春是胡锋基唯一的儿子，这些年一直在童坊镇上经营洗车、电脑组装、室内装修等多种生意。其父胡锋基退休后，现在每月能领到2000多元的退休金，妻子在市里开美容店，月收入四五千元，而胡守春自己的生意“最少月入5000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一家人个个都有收入，日子过得挺不赖，记忆中从没因经济上的原因发愁过。

　　“可是农村里的事，有时候真的由不得你。”23岁那年，胡守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4年后，二女儿出生。按照当时的人口计生政策，胡守春的妻子选择做了节育手术。

　　在最开始的那些年里，胡守春很知足于拥有两个女儿的家庭生活，在那时的他看来，“两个女儿乖巧懂事，相比男孩子能让人省心不少”。

　　即便是现在，胡守春也从不认为自己以前的生活有何不妥，“两个女儿怎么了，不就是没有儿子吗?”

　　可事实呢?胡守春说，在2009年之前，他不止一次听到来自周围村民的闲言碎语，“说实话，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村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特别古板。”说到这里，胡守春垂下了头，“后来还是屈服了，毕竟我不是活我一个人，我得为我父亲着想，得考虑父亲的感受，父亲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不能看着父亲带着遗憾走。”

　　“在我们农村，无后是很不光彩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父亲本来就只有我一个儿子，我身后要没有儿子，别人真的会说我们家断子绝孙的。你想，这么狠的话说出来，就算我扛得住，我父亲扛得住吗?”那段时间，胡守春甚至偷偷带着妻子去医院做了手术，“当时已经想好再生一个的，但其实还是很担心以后再生了女孩咋办，幸好碰到一个朋友。”

　　按照胡守春的说法，他的那位女性朋友当时正好去医院产检，“几个人坐下聊天才知道，她是未婚生子，孩子是没法见光的，知道我们想要一个男孩后，经过几次协商后她答应生下孩子后直接交给我们带，就算是我们自己的儿子了。”

　　2009年，胡守春在替对方支付了住院生产费用及相关补偿费后，抱回家来一个“白胖小子”。

官方称主要原因还是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都说养儿防老，我现在连儿子都没有，你让我老了怎么办?”56岁的童家兴说这话的时候，牙齿咬得嘎嘣响，“好不容易又有了一个儿子，说没就没了。”

　　2005年，童家兴唯一的儿子重病去世，遭此打击后，他大病一场，“后来还是我亲弟弟看我可怜，才把他自己的孩子过继给我。”

　　据童家兴介绍，2007年，其弟媳在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后，随即将其中一个儿子“过继”给他。而整个“过继”仪式过程，则是在同村多位年长村民的共同见证下完成的。

　　记者此后在多次走访童坊镇部分临街店铺与村民后获知，当地人对于“花钱抱养孩子”或“兄弟之间过继孩子”等情况竟是大多表示了解且多持赞成态度，“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又没伤害到谁。”

　　按照时间推算，童家兴是在拥有“儿子”8年之后才被人举报，而胡守春则是在6年后的同一天遭人举报。事实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两人曾先后表示，当地的不少村民早在几年前就知晓他们“私下抱养”和“过继”的情况。

　　殊途同归。作为同村人，胡守春的“儿子”如今还呆在福利院里，等待着“目前尚没有具体时间表”的安排和去处，而童家兴靠“过继”得来的“儿子”则重新被送回其弟家中，原本拥有“儿子”的两人一瞬间又回到原点。

　　胡守春说，当他跟着警方找到孩子生母家里的时候，对方的丈夫都气疯了，说他早就结扎了，哪来的孩子，可后来证明孩子的确是他老婆的，“你说，现在倒是找到了孩子的生母，可最后还不是害了人家，现在人家丈夫可能已经准备起诉离婚了。”

　　“我个人极度痛恨拐卖孩子的可恶行为，可是对我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我真的不知作何评价。”童坊镇中心学校童力强(化名)老师告诉记者。

　　在长汀当地官方看来，当地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非法买卖孩子”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当地政府在法制宣传、工作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今后将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把打击非法买卖孩子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问题到最后，关键还是这些已经安置在福利院的孩子怎么办，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政府方面应该尽快想办法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来。”长汀县委一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表示，“越早越好，对孩子的影响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