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普遍中文水平比日文要高，常常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中国的支持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自己不会忘记，也教导子女不要忘记中国的恩情

　　“开拓团”的后裔转变成“日本籍中国人”，源于中国百姓和政府的以德报怨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在大阪中国总领事馆设置的灵堂前，一个普通日本老人让吊唁者感到了深深的震动。

　　这个谢了顶的老人在路边徘徊，似要进来又不进来的样子，竟然达到两个小时之久。最终，他鼓起勇气走进灵堂，脸色却越来越红，步子越来越慢，直直地望着吊唁的祭台，一言不发。

　　突然，老人丢掉拐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豆大的泪珠就开始顺着他的眼角流淌下来。旁边的人都有些吃惊，领事赶紧上来拉老人，却拉不起来，只是磕了一个头，又一个头……大家终于将老人拉开。 他飞快地叨念起来，日语混杂着中文的词句。他说的是： “中国遭了灾难，我该来报恩，可是我没有钱，我没有能力，就让我磕个头吧！”

　　拉着领事的手，老人似乎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张开手心，把一张汗水浸透的一千元日元纸币递了过去。原来，这位老人是领日本政府救济金的“生活保护者”。按照日本法律， “生活保护者”不允许有存款，定期要接受福祉部门的检查，不可以任意出门旅游，如果有收入则从其救济金扣除同样金额，是日本社会最为底层的阶级。

　　老人哽咽道： “就收下我这一点钱吧，我是没有钱没有能力的人，‘生活保护’的钱只是让我吃饭的，这是我一天的饭钱，这个钱不犯法。让我今天一天不吃饭来报一点恩情吧！”不顾领事的推辞，老人执拗地强把这一千元纸币留下来，力气大得惊人。

　　这个日本老人为何要这样动感情？他和中国有怎样的渊源呢？

　　“日本籍中国人”的缘起

　　原来，他是当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开拓团”的后代，却在中国长大。如他们这样的日本人，在日本被称作“中国残留邦人”，加上其二代、三代家庭成员，总数可达10万人。他们普遍中文水平比日文要高，常常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中国的支持，并以“日本籍中国人”自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自己不会忘记，也教导子女不要忘记中国的恩情。

　　那一天，来吊唁的“日本籍中国人”及其后代络绎不绝。其中，大阪贺英医院院长古贺英子女士的发言是这样的：“中国四川大地震残酷地夺去了很多同胞的生命，我们今天来的人大多数在中国长大，中国是我们永远的故乡，我们离祖国越久，对祖国的爱恋越深。这些天我们每天都是边流眼泪边为祖国募集捐款，现在我们在东瀛为在地震中不幸失去生命的同胞祈福。”

　　其实，在中国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能够在日本的舆论中注意到这些“日本籍中国人”关切的声音。他们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关心着长江的洪水，痛斥着台独，期待着中国和日本和平友好地相处。大阪中日友好促进会的西天德芳先生就是一名“日本籍中国人”的后代。

　　是怎样的恩情，使如此多的日本人从心底以中国人的“同胞”自居，把中国视为另一个“祖国”，并几十年如一日倾注下深深的感情呢？

　　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一件很令人疑惑的事情。因为，大部分“日本籍中国人”出自日本殖民者于上个世纪30至40年代在我国东北建立的所谓“开拓团”。如果上溯历史，很容易发现，“开拓团”是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产生的一个不光彩的殖民组织。

　　日本侵略者于“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我国东北过程中，遭到我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为了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日本陆军省、拓殖事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组织日本国民到中国东北地区组建“开拓团”，开展殖民活动，并试图借此改变东北的人口比例。

　　1937年7月，日本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把移民定为日本的国策。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33万多人，通过无偿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土地，建立殖民据点860多个。他们不但参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掠夺，也直接作为半军事据点对东北抗日联军等抵抗武装进行作战，一些开拓团成员的罪行与真正的侵略军一样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