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经公开的去年“三公”经费决算数字看，各部门数额高低不等、差距甚大。低的如国家信访局的９８．２５万元，高的如国家税务总局（含国税系统）的２１．６亿多元，应当怎么评判“三公”经费的高低？

　　“看待这个问题要理性，不能单纯看绝对数字，因部门职能和性质不同。评价‘三公’高低的标准是绩效，关键是用尽可能少的钱把该办的事办好。”刘尚希说。

　　他认为，政府保持正常运行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大家能够理解。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部门有越来越多涉外交往，这些相关部门的因公出国（境）费的开支较高有一定合理因素。

　　信息越详细，质疑就会越少。专家建议，为了便于公众理解，在公布“三公”经费时应介绍本部门工作性质和具体事项。

　　各部门公布的虽然都是“三公”经费，但细细研究，包含部门和机构的范围大不相同。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三公”经费包括３５６７个预算单位，分总局、省局、地（市）局、县（区）局和乡（镇）分局（所）五级；同样是垂直管理的铁道部，公布的仅是部门本级、离退休干部局和３０个事业单位的情况。

　　“部门本级、部门本级和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垂直管理的全系统，这三个不一致的口径，让公众无所适从。即便是垂直管理的部门，应当把部门本级‘三公’经费和其垂直系统的下级部门的‘三公’经费情况分开公布。”许光建建议。

　　一些专家还认为，“三公经费”不是只公开就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在公开后加强审核和监督。他们建议，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后，审计部门应该介入，就公布情况进行核实和评析，并就公开方式和内容提出完善建议，特别对公布的格式、细化的程度、说明的内容等都应详细规定，回应公众期待，确保大家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舆论也同时认为，大部分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后，下一步预算透明、财政公开的任务更加艰巨。接下来，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的任务更为艰巨。截至目前仅北京、上海公布了“三公”经费。

　　“中央部门主要是制定政策，和大家的利益关联没有那么直接。大家更关注的还是地方政府‘三公’经费支出等，这直接关系民生投入的多少。”许光建指出，下一步，地方政府应当依照中央部门的情况，尽快公开较为详细的“三公”经费情况。

　　他认为，“三公”经费公开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总的来说有三方面原因：认识问题、利益问题以及技术问题（财务基础薄弱），“这有一个过程，但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会也不可能再回头。”

深化政府信息公开，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百姓。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财政预决算的公开意义重大。

　　“财政预算公开不仅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一大进步，也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体现，是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沟通与互动的体现，有利于公众行使政府财权监督，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说。

　　他认为，政府公开公众最关心的“三公”经费情况，兑现了政府重点推进财政预算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承诺，彰显了政府推进信息公开的决心和信心。而公众关注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财政预算内容，了解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哪些事，也体现了现代公民表达其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内在需求和现实举动。

　　“‘三公’经费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刘尚希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步的迈出值得肯定，但社会公众对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表达，也为有效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艾洪德建议，要充分重视这次“三公”经费公开过程中的公众意见，及时收集整理、分析研判，为进一步做好“三公”经费公开工作提供思路，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参考，形成从政府部门到公众再到政府部门的信息循环机制，有效提高信息公开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