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做的建筑是建筑应该有的样子”

­　　王澍花了12年学建筑，但觉得“这套教育和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都没有关系”，于是，他决定忘掉它。在1992~2000年间，他停薪留职，在西湖边爬山喝茶，陪太太逛商场，在家洗衣做饭拖地板。

­　　在此期间，为了生活，他也接了一些“装修”的活，不仅做设计，还包施工——因为想知道这件事从头到尾是怎样的——后来他的学生也都是很好的装修工。“甲方特别喜欢我。墙上的木龙骨，人家都拿破木条钉，我用标准龙骨，不懂偷工减料，经常亏损，但这是建筑学的原则。”

­　　就这样，王澍明白了每一个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搞清楚了工匠的每一个步骤，后来他的作品一般建筑师很难模仿，因为这建立在对材料和施工的足够了解上。

­　　象山校园是王澍带着青年教师团队做的，所有的图纸、建筑施工图都是自己画。建造过程中，他一直在临一本字帖。“我的建筑上的那一根曲线，相当于王羲之那个年代的一根曲线，经过我临帖十几年，变成我血液一样的东西，别人无法模仿。”王澍说，至于拿了普利兹克奖，那只是“我们偶然被世界发现”。

­　　有人说，在王澍设计的房子里特别容易迷路。王澍回应，英文里有一个词叫enjoy，中国人现在都行色匆匆，不愿意徜徉，这需要恢复。

­　　在建浙江富阳的公望美术馆（2016年开馆）时，工人一直砌不好屋顶，王澍也不知如何表达他想要的效果。正好有一天，彩霞满天，王澍赶紧找到工人：“你看天和云的这个关系，我要的就是这个。”于是，工人一边砌，一边不时抬头望天，果然成了。

­　　王澍说：“我做的建筑是建筑应该有的样子。中国的现实蒙着一片灰尘，我只是拿一块布擦了一下，然后你发现，怎么那么好看，其实它一直在那儿。中国建筑是非常高水平的文明，但被拍到了地上，我们现在只是在重建。”

­　　不培养大师，培养能面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建筑师

­　　王澍一直自称是“中国建筑教育制度的叛逆者”，当年的硕士论文《死屋手记》就批判了中国整个建筑学界。时至今日，这种批判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得圆润。

­　　“雅园不仅是舒适优雅的生活，‘雅’这个字在中国古代是带有批判精神的，是对所有庸俗的批判。”王澍说，“为什么要在一个美术学院里办一个建筑学院？因为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获得答案——有着世界最大建造量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创造性的新建筑？有这么多的建筑活动，为什么没有真正本土文化特征的新建筑？当社会经济整个被房地产绑架和裹挟的时候，建筑师为什么集体沉沦、堕落、与房地产商成为共谋？”

­　　中国的建筑教育究竟缺什么，艺术、资金，还是方法、设备？“都不缺。”王澍说，“我在工科大学里念了12年建筑学，最深刻的体会是，我们的建筑教育缺乏独立的思想、立场、态度——只是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模仿欧洲、美国、日本、香港，却对中国自己的传统所知甚少。”

­　　建筑艺术学院刚成立时，王澍就提出，整个学院至少10年、20年的方向是，重建一种中国当代的本土建筑学。有趣的是，一个强调本土的学院，却是中国美院最国际化的学院，现在全职外籍教师超过三分之一，因为“本土化一定要在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定义”。

­　　10年过去了，学院从一名教师到有了40多名在编教师，拿着不高的工资，做着理想主义的事情。王澍说：“造城运动还在继续，我的学生会很痛苦，但我要为未来留下希望，留下一些人思考这些问题。肯定会有大量人消失在现实里，但只要有幸存者，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

­　　30年前，王澍常常和师兄们在东南大学的校园里，激情飞扬地批判中国建筑。如今，师兄们有的已经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次也应邀来参观展览，“他们很高兴我没有变化，也希望我不要变”。

­　　“想当大师，成功率不到2%。我不是培养大师，我培养的是面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能做出相应设计的建筑师。学院走过10年，实验刚刚开始。”王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