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痛

　　蒋能杰家的黄色小楼，矗立在村头。这栋“名声在外”的小楼，一层是小卖部，二层的一间则是汇集了各方捐赠的图书室。如今这里成了村里孩子新的聚集中心。

　　蒋能杰和他的助手是村里少见的青壮年。村子比蒋能杰小时候更空了，这个群山环绕的湘南村庄原本有1700多人，但其中900多人外出打工，剩下 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现在，村里10个孩子中就有8个是留守儿童。蒋能杰本人也曾是其中一员，他上小学4年级时，妈妈南下打工，10年后，爸爸也去了广东， 当了一名建筑工人。

　　1984年，蒋能杰出生的前一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松开了农民进城务工的口子。第二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一 下子突破了2000万，比改革开放初期高出10倍。也是在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多吨，增长到了4亿多吨，建国以来首次出现粮食过 剩的供求波动。

　　这是实行“大包干”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但也对农业人口产生挤出效应。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当年出台进城松动政策的一个大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进城风吹到了蒋能杰所在的湘桂交界的小村。蒋能杰的父亲记得，1994年前后，村子出去打工的人开始增多，到1996年，蒋能杰的母亲也南下到广州的一间玩具厂工作。

　　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从1985到2006年，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比从1.73∶1扩大到3.27∶1。这个差距足以让农民骨肉分离也再所不惜。

　　1994年分税制改革，农民的实际税费有所加重。同时，农村福利体系随着人民公社制解体，新的福利制度又未跟上，农民的教育和医疗负担也加重。1994年到1996年，农民种地基本不赚钱，有的甚至还倒贴钱。

　　有一年蒋能杰的母亲过年回家，11岁的小儿子吃饭时说：“我8岁没到你就出去了，我都没有得到过母爱。”“我听了很伤心，眼泪都要掉下来。我说，我是在外面给你们挣钱啊。”蒋能杰的母亲回忆道。

　　农民向城市迁徙，产生留守儿童，各国如此，“但中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差异是户籍制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Rana Flowers曾对记者说，这让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和复杂。

　　中国的城市户口附着了住房、医疗和教育等诸多社会权益，不是城里人就会遇到种种限制，让你待不住留不下，尤其是孩子入学，成了城市控人的重要手段。因此，分居城乡成了许多打工家庭的无奈选择，也由此诞生了无数骨肉分离的痛苦记忆。

　　问答网站知乎上曾流传一篇讲述留守经历的万字长帖，迄今已收获了3000多个点赞。作者这样写道：

　　每次从城里回来，都要一个星期疗伤，我不停地哭，很多次心痛到无法呼吸。默默吃饭的时候也忍不住啜泣，这会招来外公的大发雷霆，他大概不懂或者是因为无能为力。

　　有一次我爸妈说要回来看我，从得知消息的那天起，我就坐在院子里望着马路上的大巴车，当我察觉到大巴车好像速度慢下来的时候，我就屏息凝神，而 当它从我面前驶过，我内心又布满失望，然而，没走几步，它好像停了下来，我又重新燃起希望，但是最后却发现，下车的并不是父母。这种情绪上的起伏时常折磨 着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爸妈回来看我，我晚上总是会搂着妈妈问她，能不能再多待一个太阳升起的时候？她说，只要我把课文背熟，她就会回来。

　　所以，小时候语文课本里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背得滚瓜烂熟。然而，她并没有回来很多次。

　　有一次，我弟弟过生日，那天下着大暴雨，早上上学时外公告诉我，爸妈今天会回来，我记得那天中午最后一节课是一个小测验，我拼命做题，提前交了卷，冒着大雨往家里奔，但，当我回去的时候，爸妈已经带着弟弟刚离开。我追着车子奔跑，边跑边哭，这种感受，实在太痛苦了。

　　谁又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呢？实际上，相当数量的进城务工家庭尝试过让孩子进城生活，但大多数孩子最终还是返回家乡，成为“回流儿童”。据公益组织歌路营统计，现有寄宿学校中回流儿童已占到22.5%。

　　“来回拉锯，其实给孩子带来的心理伤害更大。”专家们写道，“那是更深的一种痛呀！”

麻木者醒来

　　2014年7月的一天，一个匿名网友在知名网站知乎发起了一个提问：“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后是个什么状态？“

　　帖子快速发酵，到现在，帖子下已盖起来了16页高楼，300多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这是曾有留守经历的一群人的集体倾诉。“只有当个人的痛苦体验进入集体关于自我身份意识的核心时，创伤才出现在集体层面。”上海行政学院刘建洲教授这样分析道。

　　知乎跟帖中许多人都是成年后才知道自己曾是留守儿童。“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周围家庭都是这样，父母不出去反而不正常了。”蒋能杰对记者说。直到20岁，上大学的蒋能杰看到一篇关于留守儿童的文章，才突然感觉心被刺中了。

　　这种自省是隐秘而迟到的，在现实生活中，留守儿童身份认知常被当事人本能抗拒。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曾组织学生进行过返乡调查， 有个同学家访一个留守家庭时发现一个细节，孩子在学校发放的信息表“是否是留守儿童”一栏，写的是“否”，访谈者小心翼翼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填，孩子就立刻 把话头岔开了。

　　访谈过程中，“电视里开始播出一个留守儿童电视片，他像被刺痛了一样，立即站起来换了台。”据学校后来的总结，这次回乡调查中，当问到是否喜欢留守儿童这个词，被访者全都回答否定，并表示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

　　当事人的刻意隐藏让许多观察者产生了迷惑。2016年，报告文学作家关军受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委托，住到甘肃一所九年制乡村学校采访了3个月。刚接触到基层教育工作者，他听到的却是“留守儿童并不是个严重问题”。

　　新旧两任校长都认为，当地家长大多不关心孩子的学业，甚至有打骂孩子的恶习，“这样的家长留在家里又有什么温暖？”隔辈抚养总归要温和得多，哪个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他们认为“很难说”。

　　家人不在身边会影响子女的学习吗？受访的几位老师都觉得，情况因人而异，有的孩子会放松学习，有的孩子则更加自律。至于青春期问题，“所有孩子都有的吧，而且留守孩子很多，大家一样，也就没啥可自卑的。”

　　“留守儿童是个伪问题”，这个观点上下都有很多支持者，“难道这只是社会精英的臆想，被人为夸大了吗？”关军一度对自己此行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实际上，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全社会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并呈现了精英先导的鲜明特征。

　　最早的关注来自学界。1995年2月，孙顺其发表在《教师博览》杂志上的《留守儿童实堪忧》一文，可视为最早讨论农村留守儿童的文章。2001年6~7月，史静寰教授等进行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家子女状况研究”，这是最早的留守儿童专题研究。自孙顺其文章后近10年，这个问题只做为一个概念讨 论，政府没有介入，媒体也少有报道。

　　转折出现在2004年。这年5月，教育部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次年5月全国妇联又在郑州召开“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支援行动 研讨会”，据曾参加“郑州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回忆，“各省市妇联、共青团、关工委，加上学者两三百人，可能是头一次就留 守儿童问题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

　　两次会议都认为留守儿童问题已是严重社会问题，但会议只是“研讨”，没有提出更多实际的措施。“当时没有调查数据，会议报告也承认现状认识不 清。而且妇联毕竟只是个群团组织，没有权力部门协调，很难有实质进展。”中国农业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分数线，专业设置）叶敬忠教授曾这样评论。

　　但这两次会议确实推动了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2005年，第一本关于留守儿童的书籍《关注留守儿童》出版，学界、舆论界的讨论迅速增多。

　　国家层面的关注， 2006年是个重要年份。在这一年全国两会上，24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成长保障制度的提案》。同年秋天，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全国妇联等12个部门共同组成了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

　　2008年，“留守儿童”字眼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自2012年开始，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农村留守群体的保障问题都成为固定的内容。

　　“到2010年，留守儿童问题已得到上下普遍重视，但社会的认识还限于对当下问题的忧虑，还没意识到这个人群心理问题潜在的后患。”长期追踪报 道留守儿童的记者陈然说，“当第一代留守儿童成年走入社会，尤其自己成为父母后，他们的心理问题就开始集体显现，尤其“富士康13连跳”后，学界才率先关 注到这个问题的潜在后果。”

　　“至于‘知乎高楼’式的倾诉，应当被看作是一种集体自省。”陈然说，除了身份认同，他们在对待自己后代问题上也表达了格外一致的警醒：

　　“以后我们有小孩儿了绝对要带在自己身边，就算再累也得带着。”

　　“如果没有经济条件，我不会把孩子生下来。”

　　“我不会生孩子了，女，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