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渐显

　　2010年3月的一个上午，18岁的田玉从富士康龙华宿舍的四楼跳下，当时她刚来富士康1个多月。昏迷了12天后，她醒了，发现自己左腰部以下瘫痪。

　　作为苹果的代工厂，富士康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标杆，而“连跳事件”更让这个大陆最大出口企业在中国经济起飞史上，留下沉重一笔。2010年一年里，有18名工人试图在富士康厂区自杀，14人死亡，4人幸存但重伤。逝去的生命十分年轻，定格在17岁到25岁。

　　富士康严苛的工作环境和军事化管理首先被归因。蒋能杰的助手王明飞曾在富士康打工，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说：“工作的地方，就是一 个流水线。大家穿着防尘服，只露出两个眼睛。我们不能说话，面着面上了一个月班，不知道对方是谁。很恐怖。” 王明飞很郁闷：“下班时，出厂门黑压压一片。宿舍分两班，即使休息时，也很难和别人说上话。这样生活。没病也会憋出病来。”

　　深圳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邹光宇发现，在自杀现象最集中的富士康龙华厂区，当时的40万工人里，80%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其 中许多人曾是“第一代留守儿童”。 邹光宇发微博说，“上一代农民工一般比较能吃苦抗压，而这一代年轻人寻梦理想一旦破灭，就意味着巨大的心理灾难。 这是一个需要呵护的心理弱势群体。”

　　基于3500多份调查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建华和清华大学的黄斌欢也发现：“相比同龄非留守群体，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难适应高强度和高重复性的简单劳动。”

　　1990年出生的王明飞，从记事起父母就在外面打工，据他的观察，工友许多跟他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到城市里很不适应。“有的靠喝点酒、唱歌排解压力。有的就谈恋爱。那种环境下，有爱情滋润还好一点，万一感情出了问题，就会想不通。”

　　田玉也是一名曾经的留守儿童，在湖北农村由祖母抚养长大。在苏醒过后，她对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讲述了跳楼的缘由：由于曾调换过厂区，工资卡 交接出现问题，她未能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在往返交涉后，工资仍没有着落，那时她用完了带到深圳的钱，手机又坏了，无法跟深圳的表姐联系。

　　“我很绝望，脑袋一片空白。”这是她跳楼前的心情。

　　“田玉麻烦并不大，如果有一点外界帮助，也不至于走上绝路。” 潘毅说，“可是在最焦虑的时候，她却没找到任何支持。”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一定的情感支持，否则就会产生孤独、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严重者会发生心理上的崩溃。”安徽 师范大学何海波在其论文中写道：富士康打工者的焦虑，“一方面，童年时父母的缺位直接造成了成年后他们应对逆境和保持心理健康的能力较差。另一方面，作为 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刚刚离开学校或者家乡，还没能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对于田玉来说，在最后关头，她甚至没有得到来自父母的心理支持，她和家里不 直接联系，实在有事就通过表姐，与表姐失联，就切断了所有亲情援助。

　　成年后跟父母的感情隔阂，体现在许多留守儿童身上。在记者采访中，时常听到这样的倾诉：“12岁以后，我就不会让我妈洗内衣”，“进城以后，我跟我爸睡在一张床上，感到特别不自在” “我从来都只叫‘妈’，叫不出口‘妈妈’——”

　　“许多父母认为孩子还小，有爷爷奶奶照顾行了，等孩子高考了再回来，那个时候才重要！可那时候你已经丧失了跟孩子建立亲子关系最关键的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分数线，专业设置）教授乔东平说，“那时再来建立亲密关系就很难了，这些孩子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心理支持。”

　　不仅如此，跟父母的感情隔膜，可能会扩展为更大范围的人际隔膜，从而对外界关上心门。在张旭东等学者对留守儿童的调查中，有17.6%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是自己。

　　“这不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中国各地的工地和流水线上，都有这样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患者，这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隐患。”邹光宇说，“社会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在一所乡村学校进行沉浸式采访后，报告文学作家关军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经过100天的铺垫，即将离别的时刻，关军安排了跟留守学生一对一的交 流，他看到了“贝壳张开”的时刻——平日沉默而回避的小孩，打开坚硬的保护壳，露出不轻易示人的一面。说起父母缺失的痛楚，他们常常哽咽，一边哭，一边抠 桌角，或撕扯纸片。

　　“就像一只只贝壳以一定的角度张开，或大或小，我短暂窥见了孩子柔软的内心世界。”关军说，“虽然孩子们一出门，很快又变回了原样，贝壳已经合拢，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现在，关军确信：留守儿童问题不是臆想，它是一个真实重要的存在。

迈过拐点

　　在知乎上，大多数讲述者最终表达了与父母的和解。尤其是自己成为父母后，第一代留守儿童在理智上理解了父母当年的选择。7岁就开始留守的陈希写 道：成年之后，和父亲的关系有所缓和，也意识到父母的迫不得已，有他们的局限。“原谅他们的局限就像原谅自己的出生一样，是和解的开始。”

　　对于父辈的出走，叶敬忠称之为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没有声音强制你出去打工，可他不出来又怎么办？”叶敬忠说，“不要在道德上指责他们，在当时，他们出去打工是出于生存需要，有足够的正当性。”

　　然而，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怎样对待留守问题，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反转。“这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双刃效应’日益凸 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分析说：“体现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 持续相对恶化，尤其是留守儿童恶性事件近年成爆发之势。”

　　2015年的“6·9事件”是个标志性事件。当年6月9日，贵州毕节一个家庭的4个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 孩子中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林依帆透露，这个事件直接推动了国务院高规格文件的加快出台。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2020年， 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史无前例的高规格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作？因为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国家 最弱小的子民，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在哪？我们经济发展有何意义？”林依帆说，“留守儿童问题拖不起，也等不起，我们要以最大的行动去破解这个问题。”

　　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迈过拐点，政府已有实力来兼顾一些社会福利。”陆士桢 是个坚定的“儿童优先论者”，她引用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泽利泽的话说，孩子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和道义上的“无价性”，对待儿童，“需要在市场机制的重重包围中 穿越而出，形成一个非常规的市场，由非经济的标准来规制。”

　　陆士桢说，目前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需要做的是让它能落地。具体地说，主要就是建构留守儿童救助和保障机制，重点确保资金投入；完善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监护监督运作力度；全社会多方合作，让留守儿童的关爱扶助制度化。

　　农村人均收入也已迈过拐点。“2015年，全国农民工人月均收入3072元。现在许多村子里小楼林立，小车也不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打工父母离开孩子的正当性在消弱”。

　　即便是毕节四兄妹家，家里也起了小楼，出事前存折还有3000元存款。“可哥哥却在遗书里写‘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孙宏艳说：“是什么让一个13岁的孩子如此绝望？这个质问希望他们父母能听到，也希望所有留守儿童的家长能听到。”

　　2014年底，蒋能杰拍完第三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初三》后，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拍摄这个题材。在这之前，他的纪录片已经很有影响，伴随的公益活动也做到了极致，各种采访和捐赠纷至沓来，美国俄勒冈州的大学生也到村里来调研。

　　因为影片中讲到过上学交通不便，湖南卫视甚至给村里赠了一辆校车。但是当地道路太窄，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路修好了，当地政府却无法负担 校车司机和汽油开支。 “作为一个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力量渺小。” 蒋能杰当时说，也许今后拍摄的纪录片会跟商业体制靠拢。

　　然而才过了一年，蒋能杰又掉头回来拍摄一部留守儿童题材的剧情片。这一年关于留守儿童发生了许多事情，有好的，有坏的。敏感的他感觉到，也许一个向好的拐点真的快来了。他决定还是要做点什么，让他的儿子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