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我国政府治理水平有所提升。但总体而言,与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效能的新期待相比,还远远不够。民生需求的动态化与多样化,与政府治理的反应滞后之间形成的供需矛盾被逐渐放大。政府治理迫切需要加快“供给侧改革”,树立智慧治理观,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手段破解一些机制性问题。
多元利益诉求考验政府治理
深秋以来,华北大部分地区多次出现重污染天气,河北省会石家庄更是在10月全国74个城市中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为应对连续雾霾天气,11月17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了《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利剑斩污行动实施方案》,从11月17日到12月31日,主城区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钢铁等7大行业全部停产,各单位错时上下班。
重霾之下,民众叫苦连天,但石家庄市政府的治霾措施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掌声。有网友表示,之前石家庄限号政策“三天一变”,这下好了,一律单双号限行,出门更难了。因为实施方案在涉及政策出台初衷时有一句“完成全年PM2.5浓度下降10%的考核任务极其艰难”,就有评论认为,这一举措不免落入了政绩诉求的窠臼,如果今年勉强达标,那明年是否接着限行、停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雾霾已成为全民公敌,但无论是公民个体,还是市场主体、政府,都有治理雾霾的责任。现代政府治理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愿望。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应在管理过程中,及时而真诚地寻求群众的支持与配合,并深化与民互动,提高公众参与水平。
前不久,网传北京新的道路交通及车辆管理措施将于2017年起实施,“二环内分时段收拥堵费”的消息引发各方热议。赞同者称,通过征收拥堵费,可以使交通在时空分布上更均衡,系统运转效率更高。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即便在交通便利上有所损失,还能在空气质量上受益。而反对的声音比比皆是。反对者称,从限行到摇号,再到限外地车进城,政府决策一步步提高了拥车开车的门槛,但并未有效缓解堵车的压力。一遇到问题就想收费,这是明显的懒政思维。
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勇认为,对治堵等公共政策的纷争实际上反映出政府决策和民意取向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同时也表明,在现实与互联网双重叠加的现代社会,一项涉及诸多圈层的公共政策,该不该制定、如何制定、适用性怎样,都需要决策层加强科学论证,在系统性、协调性、可行性、有效性等方面细致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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