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不再只靠检察官的经验

　　在今年7月举行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会议中，与会的全国各地的大检察官们都看到了这样一个案例：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向南明区人民检察院移交了蔡某、刘某二人抢劫案，检察官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确认，二人行为符合抢劫罪的30个定罪要素，同时分析系统自动显示，抢劫罪的量刑要素有9个。

　　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时，检察官们过去通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入户抢劫等8种行为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如何做到量刑建议更精准？

　　检察官们在大屏幕上做了一次完整的演示。登录大数据司法办案辅助系统后，点击进入这一案件，系统提供了法律条款中规定的量刑幅度，鼠标勾选相应的量刑幅度，之后蔡某、刘某二人的量刑起点自动生成。

　　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区间内，检察官通过系统分析出的辅助信息和案件事实，逐一勾选是否存在增加刑罚量和减少刑罚量的情况，是否造成恶劣影响，是否使用暴力，是否如实供述，是否有自首情节？每一项当事人的行为表现都被记录在案，并形成与每一条行为对应的加刑、减刑期限建议。

　　这一系列操作还不能让大数据司法办案辅助系统得出最终的量刑建议。系统又在自身的数据库中搜寻出另外三个有着同样匹配要素的案例，这四个案件的当事人均具备故意、如实供述、既遂、暴力的特征，其他三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也成为系统得出量刑建议的参考信息。

　　操作完成后，系统在屏幕上显示出了蔡某、刘某的量刑建议和计算过程。这份集合了法律条款、加减刑期行为分析、同类案件信息分析的量刑建议将被检察官写进起诉书。

　　谁办案、谁决定、谁负责一目了然

　　在本轮的司法改革中，重要的是抓住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牛鼻子”。现实中案件一步步深入的过程，伴随着案件数据在“云端”快速奔跑，全程留痕。

　　袁本朴曾经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运用大数据系统对全省检察机关近两年来办理的14100件故意伤害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要素偏离2332件、量刑偏离2395件、证据风险674件，全部由办案单位认真整改。而在此基础上，按照“一案一评查”要求评查的100352个案件，发现和纠正了实体性瑕疵30余个。

　　“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袁本朴说。

　　从案件超期到一份出庭笔录未签字，都会被大数据系统“盯上”，在检察官的电脑上弹出红色的提醒符号，及时整改并说明情况后，提醒符号消失，若不及时整改，红色提醒就一直存在。对检察官进行考核时，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减分指标。

　　同样，数据形成的“笼子”可以把案件办理的全流程清晰确定到责任人头上。在一个案子中，检察官们把自己审核过的询问笔录录入系统，结果系统显示讯问笔录记载的讯问时间存在重大问题——早于其他法律文书中的立案调查时间。

　　也就是说，当事人在没有被立案调查时就已经有了一份讯问笔录。检察官通过调取讯问人信息可以快速倒查至侦查机关，要求其解释原因，并为问题负责。

　　在大数据的监督下，每一份进入系统的法律文书都会被认真“体检”。在一份《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看到，系统在一页纸上标出了三个审查重点，分别是验伤是否及时、具体指上行为能否确定、注意甄别排除“自伤”“第三人伤”“陈旧伤”等可能。与此同时，系统特别用红色符号标明了鉴定报告需要重点分析的内容，检察官按照这些要求一一确认鉴定报告的法律效力。

　　截至目前，贵州省检察机关已经通过数据监督，纠正了超过5000件不规范办案案件，依法保护了当事人的权益。（记者 白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