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生子：新富人群的生育账本

　　2月10日，尽管29岁的内地中介徐莉一再声明，说自己是以前的月嫂，这两年只陪同孕妇过关，一次收几百至千元，最终还是因为违反入境条例和虚假陈述，由香港沙田裁判院判处10个月的刑期。离“蝗虫歌”发生只几个星期，香港政府拿出了解决“双非产子”事态的态度，香港媒体把深圳中介受刑作为“双非产子”的分水岭，以前一直在试图紧缩的各项针对内地赴港产子的政策，现在有了判例依据。

　　为什么去香港

　　对于早已预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低税收的香港，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鼓励每个香港家庭生育3个子女。学者涂肇庆的统计结论是，香港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低的超低生育率地区之一，政府应该着手更有效地实施“有偿养育计划”。这样的生育现状导致的生育政策，正好迎合了内地新富人群的新的生育需要。

　　内地赴港产子的父母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地域优势深圳、珠海等地的普通收入家庭，另一种则是北京、上海、浙江等内地一线城市的中产甚至新富家庭。这两者之间的数字比例虽然没有详细统计，但前者发展到现在，每日过关念书的学童数字，这些大多是家住近港地区的孩子，约占全部内地港籍儿童的 1/10。两者所呈现出的态势也完全不一样。前者更倾向于让孩子从小就近接受便利的教育等资源，后者则几乎对香港资源没有兴趣，纯粹是为了利用政策优势，购买一项服务。“香港虽然就业率很高，收入却和内地差不多，1.2万港币的大学毕业起薪，对于我和我的孩子没有意义。”陈成说。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以来，“60后”至“70后”这一生育人口主体以及有一部分人获得了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对于这样的家庭，从家庭结构到经济考虑到生育目标，都已经做出了调整。他们的生育时间恰好符合了香港的人口低潮，更重要的是各项法律都给这一倾向提供了便利。“我们过去去香港买一个包几万元，现在呢，香港的日常生活用品比深圳便宜，有去买奶粉买酱油的。”陈成作为深圳人可以多次往返香港，他表示，“我的时间都用在生意上了。没时间去抢占他们的资源。”

　　1997年的《基本法》制定初衷，本来是给那些在“97”之前移民国外的港人，开一个回归香港的通道。《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其中一条定义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但这个条款真正应用到具体的个人身上，要追溯到2001 年“庄丰源案”的诉讼。庄丰源的祖父是香港本地居民，父母则是汕尾人，1997年9月夫妻俩来香港生下孩子后回到汕尾，庄祖孙二人共同居住。法院和政府各执己见，法院认为按照《基本法》对香港居民的定义庄应有永久居留权，而政府认为，其中有各种违反《入境条例》的事项，最终，香港终审法院判庄丰源有居港权。

　　在这场大战中，香港各方政治力量都加入进来，而本来对《基本法》拥有释法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只是在终审判决已出之后，发了一份“表示关注”的简短声明，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表态。庄丰源案后，实施判例法的香港有了为生产于香港本地的儿童的判例依据，而更重要的是“自由行”的开放，给邻近的深圳、珠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开设了方便之门。成本降低导致第一批产妇潮诞生。

　　几经演变的香港政策

　　2004年内地房地产等各行业的增速开始提高，去香港产子的费用相对也有所提高。2005年香港医院管理局推出了“非符合资格人士香港生孩子费用”，有针对性地将赴港产子费用调至2万港元套餐，规定入院须缴付按金，私立医院的收费也加了价。这样的价格调控不仅没有阻挡内地产妇的脚步，反而被内地父母视作香港各方对于“非资格人士”从默认走向了公开允许。赴港产子人数有了比较细化的统计，2008年有2.5万名孕妇赴港产子，2011年的数字达到 4.4万名左右，而香港每年预估的新生儿数量在3万～5万，2011年赴港孕妇和本港孕妇人数基本持平。

　　香港政府为了控制孕妇数量做出过一些政策调整。2007年，出台了非香港孕妇赴港在公立医院生子的中央预约制度等一系列新政，非香港孕妇须持香港注册医生介绍信到公立医院预约并交费才能取得“预约纸”，以便日后入境。“非符合资格人士产科套餐服务收费”增至3.9万港元(经预约入院)和4.8万港元(未经预约入院)。这样的价格调控依然被内地解读为“合法化”依据，而与此同时，内地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价格杠杆显然失去了力量。

　　2009年10月8日，香港医管局发出“限制令”宣布，因港妇生育高峰为年底，10月9日至12月底，香港公立医院取消内地孕妇分娩床位预约服务。这样的做法反而给私立医院创造了更多机会，香港的产科医生专业诊所很多，私立医院不受名额的限制，香港产妇因为费用也比较少去，这样内地产妇去香港产子的费用增加到10万元甚至20万元，利益让很多私立医院和内地中介有了协议，使港产儿变成一条行业链，内地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介机构。不过两个月时间，第一轮“限制令”就解封了，2010年元旦，香港医管局表示欢迎内地妈妈来香港生孩子。

　　然而这个行业蕴含的利润和商机，使赴港产子出现了更复杂的情况。2009年以后，“冲关”变成一个频频出现的词，内地孕妇已经接近临盆，过关到香港后，利用香港政府人道主义的一系列做法，让新生儿落地香港。被判刑入狱的中介就是带领这样一个产妇，入关时香港入境处叫香港的急救车来送产妇去香港医院。今年1月在港冲关人数179宗，去年同期1月冲关孕妇有86宗。2011年4月，香港医管局第二次发“限制令”，即日起到年底暂停公立医院接受内地孕妇分娩床位预约。经过这一次限制，内地中介和香港私立医院的合作更加紧密的一条龙服务，价格也提升到10万元以上。

　　留给2012年的非港孕妇产子的名额是3.44万个，比2011年减少7%。这虽然是一个硬性数字，回到每个有生育需求的父母这里，不过就是要付出更高的价格，以及规划好生育时间，尽量避免在香港生育高峰的年底过去。很多“长三角”地带，中介甚至开到了富裕并享有更多自由的二线城市。

　　一个私企家庭模式的改变

　　作为低税收地区，香港的福利、养老措施，和北美、澳大利亚等地是无法比拟的，可是大量的富裕起来的“60后”至“70后”，却愿意将香港作为改变家庭结构，和实现将来移民的跳板。即使现在算一笔账，去香港生子内地中介的大部分收费在10万元左右，也还是会成为很多家庭的门槛。“我生老大花了6万元，当时已经可以进香港比较好的私立医院。”陈成的丈夫是深圳一家私企老板，她告诉记者，“我是2003年去香港生的第一胎。那时候我先生考虑的问题很实际，家里有一个人是港籍，以后公司则可以变更法人，或者加入港资的部分，即使现在没有必要，等孩子将来继承产业时也可以相对容易。”6万元在精明的广东生意人家庭非常划算，“港资和中资的企业在交税等各方面的差异足以忽略掉这6万元”。

　　陈成夫妇对于家庭成员组合模式的想法，大多是从自身所处的经济体的角度出发。“没有开放自由行的时候，我的表姐夫先以资产自己得到了港籍，才让表姐去香港生了孩子。这笔支出当时不下350万元，此后几年，投资移民的底线不断升高，而选择却流向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可见香港对于我们并没有移民吸引力。但是获得港籍，以后出国确实方便，所以一开放自由行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在开放自由行之前，美国更经常成为这些私企老板的生育户籍选择地，陈成说，“但那时内地的经济势头和这几年根本没法比，越是近四五年，我们这种感觉越强烈。生意还是要在国内做，现在的美籍倒未必方便，户籍放在香港主要是为以后做一个跳板，回来或者出去两不误。”

　　孩子尚未成人还不具备这个优势，但去香港接受小学乃至中学教育，对于陈成同样没有可能。她不希望孩子从小离开父母，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学龄，她还是把孩子放在深圳一所国际学校。“我们不是要让孩子享受免费教育，而是要让他在父母身边，学到更多东西，免费并不重要。”香港虽然有免费的学校，但是吸引力大多是针对中等收入家庭，有专门的保姆车公司每日接送。10年前每日从深圳过关赴港读书的小学生还只有几百人，到了2009年已经达到每日9000 人，翌年已经过万，占开放自由行后总体港籍内地儿童的约1/10。

　　这样的情况让陈成更对香港的免费教育不感兴趣。香港一些公立小学的班级不得不扩大到30人。“深圳的国际小学有保证10人或15人的承诺，香港的学童压力之大并不亚于内地，尤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也是一个应试教育体制。”陈成和丈夫都是70年代末出生在广东，自己都有兄弟姐妹，还没有到计划生育的年代。“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和哥哥姐姐一起打架，抢衣服抢零食，被人欺负了不告诉父母，要告诉哥哥姐姐。”都是眼看着90年代以后，家里的经济一步步好起来，“因为家里人都在做生意，就自己开了公司”。

　　这批新富起来的年轻人有事业追求，不愿意年纪轻轻就移民到北美去。“移民肯定是45岁以后的事，最理想是看到孩子接手企业。”但是父母也有两手准备，在大儿子准备上小学时，陈成去香港生了第二胎。“私企老板想多要几个孩子，都是从相对实际的角度想问题，我们一方面觉得孩子互相照顾可以培养责任心，另外哪个来帮他爸爸做事都可以，无论我们还是孩子，总有的选。”

　　社会地位与香港服务购买

　　“从2006年以后到现在，你算算内地大部分好单位，工资水平上涨了多少？”郭丽敏说，“到2008年稍微停了一下，此后又是疯涨，我身边大部分人的工资翻了三番以上。”她和丈夫各自供职于北京大型国企，她说，“我完全是为了生二胎。这是内地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内地的高管收入基本和香港的高管持平了。”夫妻俩是“60后”学经济的博士。“我们俩都是公职人员，我生了大女儿之后，一直都在研究内地的人口政策，在想会不会放开条款。”郭丽敏等待了5年，其间她多次出国，研究计生委的所有文件法规。

　　“我相信人口政策有松动的一天，毕竟50年代英雄母亲时代积累下的人口问题，总会得到缓解和稀释。”她说她看马寅初的论述，“马老当初也是说城市要以每个家庭两个孩子作为基数，两个以上不提倡。”但是这让眼看要渡过生育年龄的她无法等待。“我没法等政策改了，我也不准备去美国，我和先生都在美国和加拿大待过，国内是我们的事业和生活的双重选择。老人、朋友都在这里，到美国去和华人圈子待在一起，对于事业势头正好的我们这个年龄，没有意义。”

　　在内地能想的办法她也不是没想过。“也有一些偏门的方式，比如生二胎要给第一个孩子办一个类似残疾的证明，我没办法接受。”她说，“我只是想孩子生出来不是个没户口的小黑孩儿，也有人建议那就等着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时候上户口是硬性的，我们可以少交点罚款，平时就得多交点。”可是郭丽敏还是顾及自己和丈夫的身份，自言“我们在北京生活得非常好了，有一定社会地位，我觉得生活还是需要一点尊严的”。

　　他们于是选择在香港生二胎，在香港生第二胎，并不意味着可以逃避内地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唯一不受约束的应该是私企老板，社会对他们没有地位身份的限制，在内地交罚款生二胎的也是这个群体。”去香港生二胎仅仅能够减轻一些处罚，比如郭丽敏的丈夫可以保持原职。郭丽敏说：“要是在内地生是铁定我们俩被双双开除公职，钱是次要的，但我先生的事业非常重要。”于是，她做了自我牺牲，从主流部门高管岗位主动离职，收入降低至原来的1/5，避免牵连丈夫，这样的成本付出，所在企业对她已经是非常照顾了。

　　教育经济账

　　规避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意味着可以规避内地的人口竞争。这在大部分只是选择把孩子生在香港，却要回内地付出高昂成本的家庭，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两个女儿在北京上同一所公立幼儿园，大女儿每月费用1000多元，二女儿4000多元，我的朋友上最便宜的国际幼儿园6000多元。”郭丽敏说， “上小学的择校费更高。”她算下来，二女儿如果在北京上到大学，全部费用至少在200万元。但是她和陈成的想法不同。“我不希望孩子上国际学校。”她说，很多她的朋友的港籍或美籍子女选择国际学校，都觉得有问题。“除了英语好，整天就是玩，我们的学校里教书虽然死板，但却是教很多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东西。我们是一个中国家庭，孩子的英文以后出国读几年也不会差，放在国际学校，一出社会就会发现自己是脱节的，以后很快就想送到国外去读了。我有朋友的孩子从小自己在国外读书，20多岁再回北京工作，我没法接受那种观念。”

　　郭丽敏给港籍的二女儿的教育思路和大女儿一样：“尽量避开北京中关村几小、人大附小这样竞争惨烈的学校。”上普通学校，做普通的学生，在国内读完大学再出国比较理想，待两年就回北京。作为“60后”的步入中产的父母，郭丽敏说：“我们这一代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望子成龙。也完全不会指望孩子来养老。”父母更多是纯粹的付出，“物质上提供给两个人，我的心态就比较放松，希望她们俩互相帮助，而不是依赖父母”。

　　在港读幼儿园、小学的深圳家庭的孩子，这笔账似乎容易算的多。大部分孩子不可能在香港租房子由父母一方陪读，而是选择每日接送过关，这样算来，香港学校的师资性价比确实很高，只要缴纳杂费就可以。对于这笔降低了的成本，另外的代价是内地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都必须放弃。“现在还都是小学，连上中学的没有，以后青春期等社会压力渐渐增大后，有很多问题就没法用钱来解决了。”郭丽敏说，“把孩子放到那边去没有根基，其实不是我的理想。”

　　陈成和丈夫的忧虑在于另外一层。“据我的观察，香港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态势已经远不如内地，虽然如此，香港已经积累起来的经济优势，还是让我放心。但我们不会全家移民到香港，现在更好的环境是北美地区，我们还没有考虑养老问题，但是香港的社会形态肯定不会比北美更舒服。美国的房子便宜，家人朋友同学的圈子也有，我们对于多生几个孩子的要求远远大于他是什么国籍，如果香港的相关政策收紧，我也会去美国生。”

　　“家族企业是必须有人分担共享的，我们从上一辈人那里就得到了经验，也许我们还要生第三个宝宝，这是一种经济需要。我的朋友在深圳的都去香港生好几个，为的就是将来的发展。养育孩子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最终目标，问题在于他们要形成一个经济的联盟，就好像我自己的家族一样。”陈成说，她在浙江的朋友，因为超生罚款数十万元，“但是他依然觉得很值得，总比包‘二奶’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少得多，我能理解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