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里太穷,汪凌莹的3个叔叔至今讨不到媳妇。正对着门口的墙上,一副闪着金色的“囍”字匾额孤单地挂了15年。那是汪凌莹的父母结婚时挂上去的,为了结婚,她的父亲借了96斤包子、96斤猪肉和96块钱当作聘礼,38岁时才成了家。
这家人再也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尽管有时,这并非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事情。
慢慢地,汪凌莹开始变得跟母亲一样,只能靠挪动来感受这个世界。上课时,她要从轮椅挪动到课桌上。洗衣服时,她要从低矮的小板凳挪动到高一些的凳子上。
12位班主任的到来,为汪凌莹带来命运的转机。今年2月份,汪凌莹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在淳安县政府的帮助下,她被送到浙江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病房的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只有高架桥灯火通明。汪凌莹背对着窗子,艰涩地读着课文。“再读一遍,大声点。”蒋有兵帮汪凌莹把头发拢在耳后,轻轻地说。她的腿刚做完手术,还没拆除固定板,小巧的脚趾动来动去。
她喜欢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父亲用轮椅推着她去看过西湖,没事的时候,她会拿出手机,一张一张地翻看当时的照片。在这之前,她的移动范围通常是家里的一楼和院子,甚至连楼顶都没去过。
看着汪凌莹,蒋有兵总能想起自己的童年。他的老家在千岛湖的另一头,小的时候就住在半山腰上,高速尚未通车,去一趟县城必须要坐轮渡。母亲不识字,可就算只吃酱油拌饭,也总会省下钱来供他上学,告诉他“不考第一,过年就没有新衣服穿。”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他从小就知道,读书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现在,已经走出大山的他又回到这里,想要帮助更多的孩子改变命运。
和蒋有兵类似,双源完全小学的12位老师都来自或远或近的农村和或远或近的时代。一位90后的年轻老师小时候是留守儿童,当年为了让自己在同学面前更有“优越感”,才选择读书。而一位出生于50年代的老师说,当时读书只是为了“吃上国家粮”。
如今,这些人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希望这个选择能够在汪凌莹身上得以延续。
“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深知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蒋有兵说。
在汪凌莹的病床前,挂着66只千纸鹤,那是学校里66个学生亲手叠的,其中有36个是留守儿童。学校的学生人数一直在下降。升国旗的时候,年级从高到低排列,能看到人数越来越少。汪凌莹家所在的村庄总共不到10户人家,大多数居民是垂暮的老人。到附近镇上的公交每天只有两班,站牌上用黑漆写着殡仪乐队的广告。如果不是这12位老师,这些孩子可能会像整个乡镇一样,被时代遗忘在沉沉的大山里。
那66个孩子跟汪凌莹相比,其实也并未见过更多、更大的世界。今年他们的六一礼物,是两个家庭分吃一桶肯德基。那一天,45个红白相间的纸桶整齐摆放在白色货车的后斗里,一路飘着香气行驶进大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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