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汪凌莹的教室。课堂上只有她一名学生,12位老师每人都是她的班主任。
随着病情恶化,她的视力和听力不断下降,能够看清的事物越来越少,连书上指甲盖大小的字也看不清了。为了方便她阅读,老师们会用黑色油彩笔把课文抄在一张A3纸上,或者把一个生字打印成巴掌大小,用红色在上边标注拼音。还用硬纸板手工制作了一把尺子,大小是普通塑料尺的十几倍。
最初那个装书本的袋子破了又换,里头却始终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刚开始,她连类似“跟读一遍”的上课指令也无法理解,拼音学了整整一年,四个声调都说不好,说话时紧张得手指都在颤动。老师手把手教她写字,总是担心用力太大把她的骨头捏碎。
但她似乎永远不会疲惫。接连两三个小时的课程,汪凌莹从来不需要休息,总是央求老师“再讲一点”,到吃饭的时间也不想让老师离开。她没有午睡的习惯,“不困”,觉得睡觉是“晚上该干的事”。就算在病床上,身边也总是放着老师为她抄写的课文。
她心里明白,自己必须珍惜课上的每分每秒。因为这次下课以后,下次上课又将是一周以后了。
为了让她的等待显得不那么漫长,蒋有兵给她买了一个芭比娃娃,金色的卷发,桃红的裙子。娃娃会唱歌、讲故事,还会说“再见”“你好”。那是蒋有兵跟自己刚上幼儿园的女儿一起,在千岛湖镇最大的广场上买的。每到夜里,那里有孩子在宽阔的湖边玩滑板,楼上闪烁着红色的霓虹灯:“花样年华”。而汪凌莹能看到的最远的世界,通常只是窗外低矮的桑树和苍翠的竹林。
在汪凌莹的花样年华里,她成了家里唯一一个会写自己名字的人。几乎在课本的每一页上,她都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汪凌莹写字时,紧握着笔的手指关节泛白,铅笔在纸的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有一页从上到下,她分别写了父亲、母亲和自己的名字,旁边用小字标注着:大、中、小。
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母亲要么在厨房做饭,要么在院里洗衣服,总是离得远远的。有人给她拍照,她总是把较短的那只手脚尽量隐藏起来。后来有老师告诉她,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听听课,“这样你们平日里就能互相复习。”她开始靠得越来越近,最后直接搬了个凳子坐在女儿身边,跟她一起听课。汪凌莹第一次有了“同学”。
她的父母都没上过学,小时候“连饭都吃不上”。长大后,父亲只能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4点从家里出发,中午就在树荫下睡觉。“没文化能做什么呢。”这个53岁的木讷男人双手粗糙,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村里有人去城里打工,他不敢去,怕“不认识路走丢了”。
汪凌莹的父亲在家排行老二,下面还有3个弟弟跟70多岁的母亲住在一起。老宅就在他家门前不到100米的地方。白墙灰瓦的房子里头,方方的天井取代了电灯,桌上摆着几个剩菜,跟泔水桶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油腻的吊扇是为数不多的现代家具。这家里的人经常连户口本和存折都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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