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田村用一堵两层楼高的墙面，展示它当下所珍视的东西：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名。

　　博士墙

　　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这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

　　几年前，秧田村时任村支书罗泽及提议在村里立这么一面墙。他和其他村干部四处选址，选定了村口处一户人家楼房侧面的墙壁，这样可以“省一点资金”。

　　他们去与房主商量此事，对方答复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墙边原本是这家的茅厕，为此贡献出来，改作绿地。

　　村干部郑重其事地委托镇上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墙面。

　　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旧的墙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个大字：博士墙。

　　在罗泽及眼中，博士是一种“文化资源”。他的设想是展示村子的“耕读文化”，并激励村中孩子读书，甚至以此作为村子发展的支点。

　　他很满意这个位置——在必经的村口，距村里的小学近，且周围好几户人家走出了博士。村里又花费3万多元去省会长沙买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将从网上下载的这位教育家的简介刻在基座上。基座是一位搞建筑的村民做的。

　　罗泽及认为，孔子是古代的一个文人，立在那儿“有文化氛围”，“希望孩子们能像博士们一样，读好书，出大才。”

　　在博士们的头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装饰的大字——“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读传承”。

　　这些话都是罗泽及设计的。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耕种，养家，供养后辈上学。

　　在村里工作26年，他亲眼看到，在一个普通的村庄，一批批农村孩子如何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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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上的那些主角，早已远离家乡，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下海创业，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担任公司高管。

　　如果没有这面审美奇特的墙，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秧田村地处浏阳北乡，整个浏阳市分为东、西、南、北四乡，南乡盛产花炮，西乡有花卉产业，东乡有林业资源，北乡只有世代耕种的土地。

　　在秧田村，供养孩子读书的目的可以简化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卖苦力。

　　对村民屈伟员而言，供两个孩子上学，就是希望他们毕业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

　　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那面墙上的第一个女博士。

　　2003年，屈婷考入南开大学，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的弟弟屈强强则考入东北大学，成为公务员。

　　他们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刚上小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父辈们开始进城打工——中国这场涉及几亿人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儿童。

　　“我们是最早感受城乡差距的一代。”屈婷说。

　　她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过，当其他农村孩子还在用洗衣粉洗衣、洗头、洗澡时，她已经可以拿到一小袋洗发露。

　　从城里回村时，她带了一卷白色卫生纸，结果一些同学各卷了一点回去珍藏——那时，村里的同龄人还是用旧作业本的纸张做手纸，不认识卫生纸。

　　屈婷还是当时同学中唯一吃过冰淇淋的孩子，后来她承认，那段经历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这么待下去”。

　　她也体验过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记得自己想参加一个绘画班，一学期费用20元，被父亲拒绝。20元相当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

　　对于同一面墙上的罗洪涛、罗洪浪两兄弟来说，刻苦读书只是为了不再种地。罗洪浪对幼年的深刻记忆是，村民们白天农作，夜晚织布，直到午夜，整个村庄仍然不眠，家家户户传来的，都是“咚咚咚”的织布声。放学写完作业，兄弟俩还要给做篾匠手艺活儿的父亲打打下手。

　　学校硬件设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墙四面漏风，学生的手脚常生冻疮。村里电压不稳，电流时断时续。寒冷的冬夜，半夜醒来发现有电，兄弟俩要爬出被窝写完作业。夏日更加难熬，为了省鞋，赤脚走路，脚底会被晒热的石板烫起水泡。

　　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他们的父亲罗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种田、织布、做篾匠换来的钞票放在一个布袋里，等到开学，让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时还需举债。

　　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读书的父母是一种幸运。那时，一学期3元学费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数。罗洪浪是他同一届学生里唯一读书走出来的人。他的同班同学黄立平，成绩仅次于他。因为妈妈过早离世，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黄立平不得不辍学。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野。

　　公德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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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起那面墙上的昔日同窗，黄立平十分感慨。他当时并不知道，放弃求学，会把自己和别人都冲向不同的轨道。

　　他仍在家里务农，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黄心瑶身上。黄心瑶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拿到的奖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黄心瑶的妈妈武艳姿在当地织布厂上班，四姐妹里，小妹考上大学后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小妹成为武艳姿督促女儿读书的样本，“车子都是宝马，每次给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几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

　　作为一名小学生，黄心瑶觉得这面墙不怎么好看。坐着妈妈的摩托车去上学时，她每次都会经过这面墙。

　　有一天，她跟妈妈承诺，一定发奋学习，“到那时候博士墙上会有我的名字。”

　　墙上的那些名字，标志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还是一个家庭的体面。这些农村孩子从大学毕业后，会直接带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

　　屈婷博士毕业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伟员参与了设计，将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改建成了一栋“现代”的小楼。

　　这样的小楼在如今的秧田村寻常可见。在村民们看来，修缮一新的楼房意味着家里“出了读书人”。

　　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书王丰和就在村民大会上总结过，“哪一家出了大学生，哪一家的生活环境就得到了改变。”

　　为了鼓励小孩读书，每年高考成绩揭晓，村干部都会带着400元奖励金，去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家里道贺。去年，村里将奖励金提高到1000元，范围也扩大了。产生博士的家庭，门前还会被贴上一个“书香家庭”的牌子。

　　考上博士的家庭会被加送一块“博士匾”。屈婷的家里就有这样一块匾，屈伟员将匾挂在客厅，进门即能看见，几个大字印在一张红色的纸上，裱在一个1米宽的金色外边玻璃框里：“恭维（意为恭喜——记者注）屈婷同学荣获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