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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墙上那句“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也遭遇了冲击。

　　镇上的中学教师邓辅仁，教过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访，发现有些家长认为读了大学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赚钱，对供孩子读书不那么重视了。“我跟家长说，你就是打工，你读了大学也比没读大学的工资要高。”

　　对照是明显的——村民们总将博士墙与村里的另一面墙“公德墙”作对比。公德墙是在博士墙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远，同样的高度。“上墙”的12人由村民公投选出，都是回报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资数额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简介下写着：为修桥、修路、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乐捐120万元。

　　一些博士认为，虽然村民们很重视博士，但对这个群体实际不怎么了解。屈维意说，农村很多人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能赚到钱。“他们说，屈博士读那么多（书），带领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议共同捐款修族谱，亲戚们自然地认为他有义务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钱。

　　另一位博士曾听见邻居说，“（博士）毕业出来肯定得年薪百万！”

　　“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就白读了。”尽管相比其他村子，家乡已足够重视教育，但屈婷发现，在这层重视下，人们仍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

　　屈婷已经不记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什么，考入南开后，她被调剂到哲学系，一路读博，走了一条“最简单的路”。弟弟屈强强所去的东北大学位于沈阳，他去该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鹅毛大雪。屈维意则稀里糊涂报考了武汉的一所军校，因为班主任告诉他考军校免学费——他没想过，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考入大学后，屈维意学习航海仪器工程专业。漫无目标的他听说一位学长保送了研究生，他惊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说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学历，比大学生还好。”屈维意于是给自己定下目标。

　　他很顺利地保送读研。就在他准备继续攻读本专业时，一位学长跟他讲：“搞什么技术！你看那些搞指挥的，当个团长就有专车了。”

　　“人家说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对指挥技术完全不懂。”屈维意放弃了本校保研，转到另一所军校读航海指挥方向。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被誉为“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的马伟明院士当时是系主任，要挑一个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来有机会跟着马伟明深造。当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

　　屈维意遗憾地说，“那时候（读指挥）完全是错误。”

　　像是一种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没有清晰的意义指向，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规划，屈婷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相对不自由”。一位同年级校友的经历让她很触动。这位校友高二时便跟随父母去欧洲游学，选择读南开是觉得个人性格太浮躁，与南开沉稳的校风互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知道一个国际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语言工具，大学期间，校友又选修了国际贸易，毕业后如愿进入一家投资银行。

　　“这就叫自由。经过选择的叫自由，没经过选择的不叫自由。”屈婷觉得，校友是领着命运走，而她，是被命运推着走。

　　小学二年级时，喜欢读书的屈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琼瑶的言情小说《水云间》，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类书籍并不适合小学生。父亲没有这个意识。她转念一想，自己还算好的，很多农村孩子一本课外书都没有，而她还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记》。

　　这些让屈婷反思，在农村，即使重视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读书是为了有更好出路”一层。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环境的远见不现实，愿意供子女读书就已难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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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屈婷坚信读书仍是正确的选择。她想让家乡的人明白，尽管农村孩子会受到原生环境的限制，尽管不是每个孩子天生会读书，尽管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挣大钱，但每个人应该去尽量争取受教育的机会。

　　屈婷有两个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没上过大学，但都接受了教育，一个高中毕业，一个读了技术学校，“我伯母掏钱供他们读。这就叫重视教育。即便不知道将来干啥，也要送孩子去学习。”两个哥哥在教育子女上达成共识，即使是做生意，读过书的人也比没读过书高一个层次。

　　“读书仍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命运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径，努力读书、读好书就是大多数人应该做到、争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这对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讲稿中这样写。

　　走出去的博士们开始倾尽心力，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屈维意买了最好的学区房，“咬着牙也得买”。屈婷则为孩子报了音乐班，让因20元不能报画画班的事情，不会在女儿身上重演。

　　在秧田村，有近6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这几年，村里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闲的体育馆，也有供孩子们打球的篮球场，堪比一个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区，但这里更适合养老。如果村民留在家乡，只能选择种植水稻和烟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织布厂打工。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赚钱走向全国各地，最远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

　　黄心瑶的妈妈在村里务农15年，在田里多年沉积的湿气令她手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镇上卖了5年衣服，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当地织布厂上班，一年只能挣到两万元。

　　“应该把资源集中起来搞集体经济。”屈维意在大学做过水库库区移民的研究，回乡时，他对村干部建议，要扶持个别人带头做产业，以让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谋生选择。

　　最令屈婷忧虑的仍是家乡的教育问题，“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去突破。”她还想过，老了之后，就回村里教书。

　　去年，村里建立了一笔教育基金，20多万元，都是从村民处募捐所得。一位村干部说，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激励小孩读书上，不是读到博士才给奖励，而是给从小成绩好、有特长的“潜力股”。

　　博士墙设计时，博士们发回的图片风格并不一致，有人穿着学位服，有人仍是便装。村民们将这些照片和人物简介区域的底色确定为不易脱落的锈红色，然后将图片一张一张粘在板子上，再钉到墙上固定。每个人都希望，在风吹日晒雨淋侵蚀下，墙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点，村里的孩子放学回来，每天都能看到。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尹海月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