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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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礼遇，博士们却有些战战兢兢。他们认为，自己能通过读书走出乡村，存在着偶然性。

　　屈婷觉得，“学习好”像是自己一种保持很久的习惯。

　　屈伟员起初断定女儿“不是读书的料”。女儿成绩越来越好，几乎没有让他操过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儿聪明的儿子，最初成绩不佳，读高一时在班级排名倒数。被叫到儿子寄宿的学校去开家长会，屈伟员火了。“你要么读好，要么不读，不读把（宿舍里的）被子拿回去。”屈伟员跟儿子说，“反正有你姐一个了，你姐读书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电脑。”

　　自此，屈强强的成绩一路上升。屈婷一开始以为这是父亲的激将法，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家里挺困难的，反正有一个已经读出来了，你读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读我也不强迫你。”

　　“我跟我弟的成长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觉得，父亲最终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沦，放弃读书，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她少年时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窃、抢劫等问题坐牢。她认为，或许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种好强的“自证意识”，而这种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她在城里读书时，一位老师曾因她是农村小孩而怀疑她考高分是作弊，这令她感到一种极大的屈辱感，“凭什么不相信我能考这个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证明的一个意识。”

　　但在这种“自证意识”背后，她并不真正明晰读书对一个人的意义。对另一位博士屈维意而言，连考大学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屈维意当初被送去读高中，只是因为“太小了，打工可怜”。那时，村里流行“读书考中专，拿个铁饭碗”，而“上高中还要花钱”，并不划算。

　　考中专落败后，1.65米高的屈维意去工地上挑砖头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里都烂掉了。父亲心疼他，供他读高中，本意是让他过两年长大一点再去打工。

　　高中读了不到两个月，屈维意就想要辍学。读高中要去镇上，父母耗重金为他买了全家唯一一辆新自行车，他却弄丢了。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给他做工作，讲一个女生自行车被偷后发奋读书、最后考上大学的故事。他决定发奋，并且第一次有了大学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大学这个东西，不知道读高中后是考大学，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你信息”。

　　讲起曾经的经历，屈维意觉得“又残酷又神奇”。今天，当他在大学里讲起这些时，学生们惊奇不已，大家无法理解，自己的大学老师竟然曾连大学是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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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求学历程几乎是博士墙上那些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并不知道，读书、考大学，是干什么、为了什么。

　　听到村里要建一面博士墙，屈婷觉得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带动村里的小孩子读书是一件好事。毕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经不会出现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家庭。

　　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发小孩子学习的动力。

　　今年年初，村里请屈婷为村里的小学生讲课。她左思右想，最后把主题定为了自由。课上，她问他们有什么目标，一个小朋友说想去法国，屈婷问她怎么才能去。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想了想，给出的答案是好好学习，还要学法语。还有几个活跃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

　　“还是要打开他们的世界。”屈婷觉得，对小孩子们来说，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唤起他们自发学习的动力，教育不是灌输，不是考高分，而是唤醒，是点燃。

　　2017年，当地一位小学校长托人找到屈伟员，请他给全校400多名家长“传授教育经验”。屈伟员赶紧联系在天津任教的女儿，“我要讲什么，女儿快来帮忙！”屈婷为父亲写了8页讲稿，让他带着去演讲。

　　以前，屈婷和弟弟经常成为村民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样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儿童，怎么成绩就那么好？”这次，她以父亲的口吻，回应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读出来不是因为自由生长，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会有一方回家，保证孩子不会在关键时期缺乏爱和陪伴。她以贪玩的弟弟为例告诉家长，应当在发现孩子天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引导。

　　两年前，罗洪浪和罗洪涛兄弟俩被村干部邀请，以“开学一封书信”的形式与家乡的孩子互动。

　　他们在信中这样鼓励家乡的小孩：“一个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来给社会给家乡作贡献，恰恰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奋发向上和吃苦耐劳等品质，而非物质条件起作用……农村的成长经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村里的孩子罗慧慧正在城里读中学，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介绍博士村的视频，激励全校同学，“乡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们怎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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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屈婷感觉到，家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个亲戚咨询她，让不让孩子去读免学费、包分配的师范学校，屈婷很惊讶。这个亲戚暑假给孩子报学习班就能花好几万元，显然不是为了省钱。她了解到，选择师范是怕孩子找不到工作，“当老师稳定，压力小。”

　　相比博士墙上的那26人，村民们感慨，这几年，村里考取名校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却没有一个进入“211”和“985”重点大学。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样的环境，以同样的方式学习，他肯定考不上清华了。

　　距离博士墙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学，这几年硬件逐渐改善，土操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学校配备了几十台计算机和一架钢琴。这个有着200多名学生的小学共有12位教师，每个教师平均一周要教15节课。“音体美教师还没有配齐。”校长无奈地说。

　　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都开始把小孩送到县里读书，在村里教书的老师们也给自己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

　　从墙上陈列的26名博士简介里能看到这种变化：年龄较小的几位博士已不是成长在秧田的农村娃，他们有的早早去了市里读书，有的从出生起就已经是“上海人”。

　　秧田村的中学生罗妮在镇里排前几名，考入县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学后，却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这令她一度沮丧。班级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们入学成绩都比她低，却在入学后轻而易举超过了她。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看他们也不努力，还会玩手机。”

　　罗妮的父亲曾请市里的高中老师吃饭，老师坦承，很多学校宁愿招收生城市学生，也不愿意收农村学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础更好。

　　梯度是一级级排列下来的。作为一个县级市，与长沙市的名牌中学相比，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两人考上清华或北大已经是新闻。

　　在田家炳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会播放河北衡水中学的跑操视频，同学们被这个学校的学生跑着去吃饭、等饭时还要随身携带纸条的“疯狂”所震撼。

　　罗妮也想成绩更进一步。她很纳闷，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来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农村同学晚上打着手电筒看书，却一直在班级倒数？

　　村民们开始倾向于为孩子做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罗娇是本村读书最好的学生，本可以去镇里读最好的高中，但母亲说服她报考了省内一所师范学校，“现在大学生好多，工作不好找，这个稳定一点。”

　　罗娇曾犹豫不决，她想考个好大学，但爸爸跟她说理想很美好，没有几个人能实现，“就跟做梦一样”。

　　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学生读了师范院校，都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会选择这条路。罗娇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