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学人,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便是“跑警报”。
当战火向着西南边陲蔓延,昆明时不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日本飞机飞得很低,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并不扔炸弹,偏要故意朝着人群,用机枪扫射。
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西南联大不得不改了上课时间,提前1小时上课,每节课改成40分钟,争取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等飞机“往越南那边”飞走了,师生再赶回来,继续下午的课。
关于“跑警报”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师刘文典与沈从文斗嘴,刘文典问对方,“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跑是为了什么?”
一向浪漫的吴宓,就算是记述跑警报这种事,也不乏浪漫笔触。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为少男少女提供爱情绝佳之机会。”
据杨振宁向张曼菱回忆,有一阵子,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大家都跑到西北边的山上,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一个云南大头菜,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了才回去。学生在山上等得无聊,偶尔还要打打桥牌,以至于“桥牌都挺熟的”。
邂逅历史
毕业近70年,潘际銮可以在学生名册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飞快地对记者背出自己当初的学号——33687。
当初在西南联大,许多学生都对潘际銮的学号有印象。那阵子,学校张贴成绩单时,并不印着名姓,只印着学号和分数。33687这个学号总是在前几名里,渐渐地,有些人记住了,这个就是潘际銮。
这个学号,也印在潘际銮的学生注册卡片上,旁边还贴着一张照片。当年16岁的他脸颊饱满,中山装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这位中国焊接第一人看着自己的旧照片,似是回忆母校,也似是回忆自己的青春。
张曼菱对西南联大的“情结”,则起源于父辈的讲述。她并没能亲历西南联大的辉煌,但她的父亲,却是在青春正盛之时,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联大学人的言行举止。
张曼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的、碎片般的记忆。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访,称作“抢救式”的。她想要在这些记忆的主人故去之前,将它们留存下来。
“西南联大的学子,有很多人没有那么知名,但他们也同样作出过很多贡献。”张曼菱将自己的采访经历,称为“邂逅历史”。
每隔一段时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将回忆文章等打印成会刊,装订成册,发给老校友。会刊用蜡纸做封皮,上面印着西南联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会刊的期数。
许多老校友陆续去世了,家人并不把这些老人珍藏的会刊当回事,有的扔了,有的扎成捆卖了废纸。张曼菱感到心疼,这些文献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有老校友写了《八百学子从军记》,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忆自己如何逃课、凑学分,挤在窗户下面旁听受欢迎的教授的课。甚至有汪曾祺当初的同窗,回忆这位后来的文学家,如何留着长长的头发,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只扣两个扣子,趿拉着一双不跟脚的布鞋,抽着烟,一脸颓废,每日在校舍中晃进晃出,像足了“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这些饱盛了回忆的会刊,也填满了潘际銮办公室里的半层书架。一张西南联大校舍的旧照片,被他摆在书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即使在毕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西南联大学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学生活,依然会滔滔不绝。面对张曼菱的采访镜头,李政道讲了3个多小时,杨振宁讲了4个多小时。
张曼菱还曾前往台湾,拜访过9位解放后没能留在大陆的老校友。
当张曼菱来到其中一位家中的时候,那位年事已高的老校友穿上了旗袍,打理了头发,化了精致的妆,十分郑重其事地接待了她。这使得张曼菱知道,对方是多么重视与她的这次见面。
老人家谈起自己在西南联大的青葱岁月,又谈起在台湾的生活。话里话外,隐约浸着些远离故地的伤感。张曼菱从那位老校友家中离开时,老人站在窗边,隔着栅栏,远远地目送她。
当时,张曼菱心中隐隐就有预感,这或许便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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