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的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每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后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　　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之外，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全都听出来了。

­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文字。

­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在英文发音上就并不强求标准了。

­　　但吴宓另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用看书，每一首都是当场背出来的。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翻。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话文翻译。

­　　“怎么能拿一个古代语言的文字，跟另一个现代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他反问学生。

­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要入社的成员，写文章将各自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学史家自比为紫鹃，“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也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　　吴宓一怒之下，“石社”当即解散。

­　　联大学风

­　　在进入西南联大就读之前，潘际銮是云南省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第一名。可大学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他的专业课物理，就拿了一个不及格。

­　　这对当时的他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　　教机械原理的老师刘仙洲，学生私底下称其为“刘老大”，另一位教热力学的老师孟广吉吉，则被称为“孟老二”。两位老师都以严格而著称，孟老师时不时还会在上课前来一次突击小考。

­　　“平时上课我听得很认真，没想到考试一下来了个不及格。从那时候起，我才明白，西南联大的老师，不仅是要求我们学会他们在课上讲的内容，还要求我们自学，把课上没有讲到、但是又相关的原理，自己融会贯通。”潘际銮坐在沙发上，一边回忆一边感慨。

­　　他突然又露出一个有些小得意的微笑：“从那次不及格之后，我的成绩就一直排在前边啦。”

­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　　据潘际銮解释，那时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试，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校时，一次考试中，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

­　　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的成绩，或是拿着参加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潘际銮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了，他选择了西南联大。

­　　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　　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地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