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

­　　“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

­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　　吴宓是那年的11月4日离开北平的，临走时他写了首诗，“鸟雀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那一天，北平笼罩在浓雾当中，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

­　　南迁的三校师生，在长沙暂时停驻，最终落脚在昆明。3所校风迥异的大学联合成了一个，而3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成为这所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

­　　“当时，梅校长是3位校长里最年轻的，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还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开始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后来，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是三校当中保存最多的。”张曼菱说。

­　　起初，3位校长轮流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1年。但由于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年在昆明，轮任制度最终没有实行，始终由梅贻琦主导联合大学的校务，成为实际上的校长。

­　　这所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材率，却是空前绝后的，“无法复制”。

­　　百年陈酒

­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让三分”。

­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不会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

­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回忆说。

­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宿环境，让他养成了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

­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他没事儿就会看看，这就是他的生活。”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是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