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与世界名校匹敌

　　到去年为止，国内两千多所高校中，只有426家大学成立了教育基金会。

　　罗志敏认为，“总量少、比例低、范围窄”仍是高校吸引捐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比例低”和“范围窄”指向了我国多数高校对捐赠率的忽视，和募款时“仅限于少数富豪校友，仅限于校庆时用力的现象”。

　　在中国，一笔捐赠收入的“生命链条”是短暂的。多数是在校庆期间，捐赠协议才会集中达成。而在捐赠流入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账户之后，故事往往就到此为止了。

　　这笔钱去哪儿了？在中国，教育基金会根据捐赠人的指定用途，用这笔钱发奖助学金、奖教金，或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投入科研。如果捐赠人没有指定用途，这笔钱多半会被存入银行。

　　很多大学基金会不做投资，在应惟伟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规模太小，基金会对投资收益并不敏感；二是养不起专业人才。

　　罗志敏认为，还有“一些学校领导思想上有顾虑，担心投出去，亏了无法交代，也就放不开基金运作。”

　　高校能给无偿提供捐赠的个人与企业的“回报”也并不多，甚至连荣誉体系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中国，捐赠人冠名建筑、讲席教授席位、奖学金，是最常见的给予荣誉的形式。除此之外，高校能给的，多半就是一个仪式，一个校董职位，一个捐赠纪念品。

　　甚至基金会的信息公开，目前也并没有任何强制性措施和明确规定。一切由学校自行决定。大学的通常做法是：在学校整体的决算中会有捐赠收入的一栏，在基金会网站中公布年度报告摘要，并附有第三方专业机构作出的审计意见。主管的民政部门、国税局，以及每年核发配比资金的财政部门也都会对高校的基金管理进行监管。捐赠人也可以选择让高校“依申请公开”。

　　但这仍是“低水平的公开”。罗志敏感慨，在种种问题的背后是“高校领导的观念已经大大滞后于其他行业”，“依赖财政拨款，等、靠、要的老观念还没有被真正破除”。

　　在“找钱——捐钱——花钱”的简单链条之外，高校吸引捐赠还有更大的学问。

　　一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曾经历过一个特别的夜晚。她记得，2011年9月，一位名叫威廉·迪特里希二世(William S.Dietrich II)的富豪将遗产中的2.62亿美元捐赠给这所学校。

　　学校如往常一样，将收到这笔高额捐赠的好消息第一时间通过邮件告诉学生，并在学校里放起了庆祝的烟花。

　　这不仅是学校的庆典，也是学生的庆典。在学校当时可以任学生自由涂鸦的栅栏上，开心的学生写上了大大的“THANK YOU BILL(注：Bill是William的昵称)”，还举行了自己的庆祝活动。她回忆，“好几百人在栅栏旁边的草坪上狂欢喝酒，闹到很晚。”

　　对于美国名校，“捐赠”二字不仅是学校管理层脑子里绷紧的弦儿，对学生而言，它甚至都根植得如此自然。

　　武大有意识地请校友捐赠“时间和智慧”，本学期开始每周一次的校友企业家“创业讲坛”，每年一度的“校友珞珈论坛”，请校友为学子创业提供启动资金，还有收益虽不多，但是有助于捐赠率提升的“微爱珞珈”小额捐赠项目。

　　“也许这些听过课，或者拿到过创业基金的学生中，就会有未来的陈东升和雷军。”应惟伟为此感到激动，他认为，当学生在校时能感受到这些捐赠人如何回馈学校，“捐赠意识”就会像一颗种子一样种进他们的大脑。

　　在耶鲁大学等美国高校，上百亿美元的基金规模，有高水准的职业经理人专门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运作，以捐赠基金的收益盘活存量资产。比起有所起伏的捐赠收入，这笔投资显得更能为大学提供稳定的、永久性的资金来源。

　　随着“保本基金”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也成立了相似的投资委员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人数普遍增加，更详尽、更准确的年报也已出现。罗志敏说：“详细的财务报送，会让捐赠人觉得自己花得值。”

　　半个月前，武汉大学举办了一场校友企业家与院士、资深教授的座谈会。陈东升和学校领导都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一刻，捐赠人和接受捐赠的大学的“核心竞争力”面对面，讨论以后应该怎样从捐楼、捐奖学金这些“硬件”，向及时沟通了解学校真正需要的“软件”转变，无论是弱势学科建设，还是吸引最优秀的学术人才。

　　不用太久，这些主动伸出双手、拥抱捐赠的大学就会忙于处理捐赠收入上升带来的新问题。在罗志敏眼中，那些到今天还没有抓住捐赠人双手的高校，今后面临的可能是生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