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光明日报》驻北京记者站副站长董城所说:“第一,《红军不怕远征难》充分验证和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生动实践;第二,《红军不怕远征难》是‘三贴近’精品力作,创作和实践过程将新闻战线推向新的境界。作为新闻记者我认为它并不是一个文艺作品,而是一件新闻精品力作;第三,《红军不怕远征难》主创团队,高扬长征精神,表率作用显而易见。采访的过程也是受教育的过程。《档案》折射出的这种情怀,这种境界,同样也是长征精神。”
在档案深处还原真实历史
在叙事之间解读长征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摄制组通过档案揭秘和影像叙事相结合的方式,探索了一种突破传统的“非虚构”创作。
档案,是故事的灵魂。
《红军不怕远征难》摄制组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对长征亲历者、见证人和红军后代的采访,发掘出了100多份从未或较少被关注到的史料档案。
有一些档案是正本清源的重要文献,比如摄制组找到了1934年9月,也就是长征前夕出版的《红色中华》杂志,里面刊登了张闻天的一篇社论,其用意是向敌人释放烟雾弹为转移争取时间,是经过策划准备的战略转移。
有一些档案是转折关头的重要决策,比如1934年湘江之役前,红五军团团长董振堂和政委刘伯承手写給红34师的一份作战命令,命令他们要作为后卫力量掩护全军过江。
有一些档案是饱蘸情感的历史见证,比如19岁的红军战士石长阶在长征前夕写給父母,却没有寄出的四封家书。比如红军战士为了向一户藏民家庭购买青稞充饥,插在田地里的一块刻着借据的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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