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李明舜表示认同,他解释说,禁止是原则,允许是例外,也就是说目前对于代孕行为一般应当禁止,法律不应当提倡或鼓励代孕行为,对于有特殊情况确实需要进行代孕的,法律可以有例外规定,但同时要明确严格具体的条件。
有医学专家表示,应该对无子宫、子宫切除、反复宫腔粘连治疗无效等患者适当放开代孕。
“有的主张不适宜对单身人士和同性恋者放开代孕,事实上他们更有需求,只是目前不适宜开放而已。”杨立新认为,鉴于亲属传承的实际需求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于代孕的适当放开应当逐步进行,例如首先放开父母死亡遗留了受精卵或者冷冻胚胎其近亲属要求进行代孕的,因自然灾害丧失生育能力的以及不孕不育夫妻要求进行代孕的。对于单身人士以及同性恋者的代孕要求,可以暂不放开,在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开。
“不仅如此,对代孕在什么情况下合法、什么情况下违法,谁来监督、谁来执行等都应作出详细规定。”孙晓梅指出。
杨立新认为,应当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对代孕的适用范围、程序等环节作出明确。
“代孕的批准,应当由省一级人民政府授权的医疗机构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报地市一级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在有需求的家庭提出代孕申请之后,先由省一级人民政府授权的医疗机构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是否符合代孕的条件、孕母是否自愿、是否存在违法的内容等。符合条件的应当准予代孕,向地市一级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并确定具体的医院实施代孕医疗行为。”杨立新说。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代孕活动进行监管,发现有违反规定或者违法的代孕行为,应当依法制止,保证代孕活动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杨立新强调。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 本报见习记者 朱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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