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做一个反对党很难”

　　“在新加坡，做一个反对党很难。”时年77岁的林依平老人感慨道。他家住在丹戎巴葛，正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所在的选区，是传统的“反对党禁区”。老人半开玩笑说：“我跟他斗了几十年了。”

　　新加坡工人党成立于1957年。林依平于1959年入党，是该党内目前健在的党龄最长、年龄最长的一位老党员。是以尽管他从未当选过国会议员、出任过任何公职，但在近年来工人党举办的各项活动中，他都位列主席台。3月2日林依平也在其他8位工人党籍国会议员簇拥中，上台同唱《爱拼才会赢》。

　　54年党龄的林依平见证了一个新加坡反对党的发展历程。“过去，人民行动党很专制，只要你反对它，它就说你是共产党，然后就把你抓起来，搞白色恐怖那一套。”做了那么多年的工人党义工，他说自己很幸运没有被抓过，“但我的好多身边同志都被抓进去了，人民行动党用《内安法令》之名，不经审判就把你扣押几十年。”

　　所谓《内安法令》（ISA）源自英国在马来亚殖民当局于1948年颁布的紧急条例，初始是针对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1950年代，我们新加坡在争取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李光耀当时许诺，在新加坡自治后要废除《内安法令》，可他一上台就用《内安法令》把新加坡的左派全逮捕了。“当时新加坡左派居多，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也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林依平说，正是出于对李光耀的极度不信任，促使一批中左翼人士于1959年新加坡自治之后，加入工人党。

　　林依平说，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新加坡政党不同，工人党从不去搞街头示威、武力抗争或者罢工游行，“无论人民行动党是否尊重法律，任意篡改条文，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要在宪法框架内与人民行动党斗争。”由于无法在竞选时获得足够的资源，工人党直到1981年之前都显得默默无闻，“我们工人党那时就是一个根本没多少人参加、没什么影响力的小党。”

　　改变来自于1981年时任工人党秘书长的惹耶勒南，他击败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赢得安顺选区补选，这不仅让他成为新加坡独立以来首位反对党议员，也改变了工人党的走势。“没有国会议席，我们没有办法强大起来，只有我们的人进了国会，新加坡民众才会了解工人党。”

　　然而好景不长，惹耶勒南于1986年被控伪造工人党账目获罪，失去了国会议员资格。1998年，试图东山再起的他，又被控诽谤罪，后因延迟赔款于2001年被新加坡高等法庭宣判破产，由此丧失参选议员的资格，也从此退出了工人党。

　　吴明盛曾说过，惹耶勒南的境遇可以说明，在新加坡一个人想以反对党身份从政，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局，“首先要面临家庭压力，从投资角度，肯定是亏本生意，风险比收益要大。你的太太、伴侣觉得值不值得，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花钱花精力，影响家庭素质，影响与家人的时间。过了这关，有些亲属是靠政府的，他们就会担心受牵连，你还会失去许多朋友。这两关过了之后，就要看执政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以前他们是用《内安法令》，后来他们是在法庭告你诽谤。”吴明盛说他现在安家在香港，“我对我太太说，如果我在新加坡被抓了，你千万不要回来。”

李光耀：如果投票给反对党，你们这里就会变成贫民区

　　1991年，刘程强赢得后港选区最终使得工人党在新加坡的政治版图中争取到了“根据地”，在他2011年转战阿裕尼之前，他连续在1997、2001和2006年三次大选中连任。

　　不过后港的选民也因此“付出代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港地区存在组屋翻新滞后、公共交通规划不周等问题，工人党支持者们认为，这是新加坡政府有意对后港选民进行“惩罚”。

　　从事印刷业的企业主沈文庆，办公室就设在实龙岗。他认为正是人民行动党的“意气用事”让选民倒向工人党，“人民行动党把选举和政府组屋翻新混为一谈，不管是后港还是波东巴西都是这样，新加坡人是不可以威胁压迫的。只要合理的新加坡人会听，不合理的就会反抗，新加坡人有这个骨气。可是人民行动党不理解这个心态。 你不选我，我就不翻新，地铁就不经过 ，结果票输得越多。人民交的税，本来就是应该去做的事情，不应该成为政治工具，执政党更不能利用这些工具，这样永远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回忆起2011年亲历的阿裕尼集选区选战，对人民行动党有着深深失望的沈文庆说，“我一直不觉得人民行动党会在这里输掉。问题就出在2011年大选前，李光耀讲， 如果你们投给反对党，你们这里就会变成贫民区 。”沈文庆说，新加坡人是很明哲保身的，在那以前没人愿意多谈政治，“但那几天大家说， 你要投反对党，太过分了 。大家都忍到极限了。”

　　吴明盛从独立思考的学者，一步步走向前台成为反对派，也源于人民行动党的竞选策略。1997年大选，惹耶勒南与邓亮洪、陈民生等人组成工人党五人竞选团队，参选静山集选区。当时吴明盛与母亲就住在那里，邓亮洪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给选民耳目一新之感，“人民行动党为了赢选票只会对选民说， 你们不投给我们，这里组屋就不会翻新 。我对这个非常反感，这摆明是惩罚政策。那时我27岁，没有结婚，我决定了如果我要留在新加坡，为了下一代，一定要改变这个国家。 你的一票是可以被收买的 ，这样的价值观怎么可以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