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车主喝下了农药后，车主家人赶紧寻求救援，图为医护人员抢救女车主

图为河南永城市路政执法大队

　　核心提示 因一位女货车车主的绝望之举，河南永城正深陷舆论漩涡。昨日，永城市委外宣办通报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该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局局长、分管副局长等一批相关责任人被停职免职。

　　11月14日，因不堪忍受当地路政和运政部门的“屡次罚款”，女车主刘温丽喝下了农药(本报12月1日曾作报道)。“买了月票、年票还要罚款”，“半年被罚近20万”，“数百万罚款流向何处”……都是这起全国性新闻事件的关键词。

　　在事件处理结果公布之前，记者独家采访了已出院的女车主刘温丽，试图还原她在那一刻的无奈选择及其背后的故事。

　　与此同时，就事件延伸出的一个热点问题——十几年的“治超”为何收效甚微?记者展开调查发现，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具体某个人违法违规，也不是某个部门、某个单位，而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驱使。

　　喝农药前的求情：

　　“罚了一次又一次，还让人活不”

　　在距离永城市20多公里外的陈官庄乡，已脱离生命危险的刘温丽静静地躺在床上输液。黑瘦到只剩80多斤，说话绵软无力，只能进流食。她丈夫说：“已经出院好几天了，晚上还做噩梦。”

　　对这个刚从鬼门关回来的女人来说，恐怕没有噩梦比11月14日晚，发生在永城市沱滨路附近的一幕更真实。

　　“当时要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那样。我们干运输半年，被罚快20万元了，撑不下去了。”刘温丽告诉记者。

　　在刘温丽的记忆中，那天，她与司机郭万里同坐着豫N44116号拉石料的货车，“躲到天擦黑了才敢上路，就是怕罚”。但事与愿违，货车还是被交通运政大队的执法车强行拦下，要车上人交钱。

　　“温丽就下车跟他们理论，温丽说：‘上个月25号，刚罚过，说这个月不罚了，罚了一次又一次，还让人活不?’”郭万里回忆称。

　　“我们求情，求了四五个小时。”刘温丽告诉记者，“我跟司机一天都没吃饭，身上就带着300元饭钱。我想商量先放行再处理，给照顾一次，但无论怎么求他们，都说‘不交钱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走’。”

　　一气之下，刘温丽拦了一辆出租车，买回了一瓶农药并喝了下去。回忆喝下农药的那一刻，刘温丽说，她满脑子里的念头都是“生气”和“委屈”。

　　“一样都买了月票、年票，过了那么多辆超载车，执法人员都不检查，凭啥偏偏不让我们过?”

　　几位目击者佐证了她的说法，在与执法人员僵持期间，路上过了好几辆大半轮，都拉100多吨。温丽说：“人家大车都能跑，我这小车怎么不能跑?”工作人员说，“你看人家跑的，你咋跑的”。

　　在刘温丽的理解里，工作人员的话暗示着，买过的“月票”和“年票”不算数了，还要另外花钱“打点”。

　　那天以前的窘境：

　　贷款买货车，因巨额罚款进退两难

　　在一些当地货车车主看来，刘温丽“这家人太老实，太较真儿”，才会做出这一极端选择。但记者调查发现，11月14日的那次联合执法，不过是压倒刘温丽的“最后一根稻草”。

　　早在那天以前，刘温丽家已因巨额罚款而进退两难——“中途就想把车卖了，但贷款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跑，有时候‘跑一趟，赔两趟’。”

　　命运的转折源起于今年4月。据刘温丽的丈夫讲，跑运输以前，夫妻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有3000元。“觉得不挣钱，就想自己干”。半年前，刘温丽和哥哥合伙贷款，买了两辆货车。“一辆车首付20多万，分24个月还，每月还两万。”其丈夫现在想起来，仍懊悔不已，“谁能想到跑车的水恁深?”

　　刘温丽家人向记者出具的罚款收据显示，这半年来，其被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超载。

　　“在永城附近，100辆运石车里，98辆都超载。不超载，就赔钱。”一位永城车主张辉(化名)这样描述作为车主的无奈。

　　刘温丽的丈夫告诉记者，出事以前，他家一辆货车平均一天跑两趟，一天合计下来，也就挣1000多元。“但是被抓一次，就几千几千地罚，有几次还罚了两万多。有时候一个月下来，还了贷款，挣的不够罚的。”

　　记者看到，一张来自安徽宿州公路管理局的罚款收据显示，刘温丽的货车有一次曾因超载，被罚2.5万元。

　　也就在刘温丽心理接近崩溃之际，11月14日悄然来临。

　　延伸调查

　　“养鱼执法”带来超载恶性循环

　　这一事件中的“月票”成为关注焦点，目前尚无调查结论。

　　“这是一个必须调查清楚的问题。假如真办了罚款‘月票’，它本身就是违法的，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法研究所所长张长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通过“月票”形式预收罚款，普遍的“以罚代卸”是各地均无法否认的治超执法现状。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罚款，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超载车要实现“违法状态消除”，只能通过卸车。

　　“但现实中都是以罚代管，我罚了你了，你继续上路，下个路口罚了再让你走，一路这么下去。”张长青分析，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恶性循环：“司机慢慢悟出来了，你都这么执法，我不超载就挣不到钱，而超载的话，即便交了罚款，还能赚一点。”

　　张长青坦言，这就是典型的“养鱼执法”。“而如果反过来，每个路口都严格执法，哪个站抓住的哪个站就要求卸货，货车司机也就不敢超载了。所有人都不敢超载，整个货运秩序就会得到恢复。”张长青分析道。

　　而“治超”执法标准的不统一，又为各地“养鱼执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河南省西峡县的原货车司机，因长期与“公路三乱”现象作斗争而在近年声名鹊起的王金伍介绍，自1994年国务院下发治理公路“三乱”的通知至今已有19年，各种通知、决定、规章层出不断。结果“三乱”未除，各部门反而紧抓罚款资源不肯撒手。

　　最直接的“治超”部门包括路政(公路)、城管(城市道路)、运政、交警四个部门。而针对货车运输的罚款收费远不止这些，细算达17个部门之多，货车俨然成为独特的“罚款经济”主脉。

　　“同一个‘超载’行为，交警叫‘超载’，最高罚2000元;路政叫‘超限’，按照车轴核定，最高罚款3万元;城管叫‘超重行驶公路’，最高罚款2万元;运管叫‘超越许可’，按照营运证最高罚款10万元;收费站叫‘超限行驶公路’，按照车型收费最高达过路费的16倍。”王金伍一一列举说。

　　根子在于地方政府利益驱动

　　“养鱼执法”的背后，是利益的巨大驱动力和“以罚养员”的制度之弊。王金伍对此深有体会，他向记者介绍了与此相关的多个维权经历。

　　2011年，在黑龙江省西部一个贫困县，王金伍结识了该县道路运输管理站站长姚某。在一次酒酣耳热之后，姚某向王金伍坦言，该县一年公路罚款收入达300余万元，而“罚款是用来发工资的”。

　　这些话被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姚某在视频中说：“我这40多人吧，有19个是省运管局的编制，是省运管局给钱，工资福利啥都有，但剩下的人，就只能靠罚款了。”

　　他还抱怨：“所有的罚款当地财政要扣40%，返还站里的只有60%。”

　　此非孤例。今年年初，王金伍代表700多位货车司机，举报山西某市辖区运管所乱罚款。事后经他证实，该区交通局“直管”的40余人运政稽查队，仅2012年上缴的罚没收入就达1277万元。

　　而该交通局仅有八九人享受行政性财政拨款，其余约300名员工的工资福利全靠“自谋”。在去年上缴区财政1277万元的同时，该局获得财政拨款1040万元，约占80%。

　　而王金伍对比此前三年该区的罚款收入与财政拨款比例发现，二者之间的同比挂钩关系明显。

　　“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很多地方路政部门都是变相的自收自支。那钱从哪来啊?”张长青说。

　　张长青分析，道路“三乱”(乱设路卡、乱罚款、乱收费)现象屡屡被曝光，但为何鲜见有人被处理?十几年的“治超”为何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具体某个人违法违规了，也不是某个部门、某个单位，而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驱使”。

　　“复杂利益关系下的地方保护，这才是根子所在。”张长青说。

　　事件进展

　　运管局局长等一批人停职免职

　　昨日，永城市委外宣办通报了处理结果：对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局局长、分管副局长给予停职检查处理;对运管局运政大队大队长给予免职处理。对市公路局分管领导给予停职处理;对流动治超执法大队大队长给予免职处理，调离流动执法岗位;对当日参与流动治超执法大队中队长给予免职处理，调离流动执法岗位。待省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束后，再作进一步处理。

　　另外，永城市委宣传部彭剑峰副部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河南省交通厅、商丘市政府已派人到永城调查此事，月票、年票与账目的关系，也在被调查之列，有处理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据中青 法制日报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