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经济形势表明，减速已成定局，问题在于剧降还是缓降。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增长后，当减速无可避免地到来时，最好的结局是力争缓降，否则，经济骤然下降带来的将是灾难性后果。

　　对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经验表明，一系列由社会转型而来的问题会被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繁荣景象而暂时遮蔽或减轻，但是，经济一旦减速，原先被遮蔽的各种问题就会充分显露出来，好比退潮后裸露的海滩一样。所以，对经济减速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此轮经济增速的下降，究其深层原因，既在于长期以来的资源错配及体制扭曲，也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轮历史性、战略性、阶段性调整的结果。要化解此深层危机，全社会尤其是执政当局需要主动开启、谋划和推进全面改革，释放改革红利，以系统性的制度改革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今年3月全国两会后，国务院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改革，强调简政放权，注重职能转变，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是一个正确方向，必须坚守。但仅有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远远不够，还必须以审批制度的改革为突破口，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目前阶段宜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经济和社会的结合点上。

　　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对土地、劳动力、资金和资源型产品等生产要素真正推进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加快，以及服务业全面开放的要求，进一步放开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以使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自然，这也就要求打破对某些服务行业的意识形态束缚，让民资进入这些行业。

　　社会转型的关键则在于破解收入分配差距加剧难题，尽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化解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的问题。阶层流动困难是导致近年收入分配扩大的一个因素，同时亦是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增多的特定因素。为此，须清除阶层流动障碍，尤其是要打破户籍制度的藩篱，后者不仅是畅通流通渠道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网络的需要。与此同时，加大一次分配的调节力度，加强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提高社保水平。

　　政府改革也必然涉及到政治改革。因为政府改革的重点虽是转变职能，但实质却是限制政府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它不但是一个放权问题，还要分权、限权和防止越权。就后者而言，当前需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社会参与制度，形成多渠道的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凡涉及大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要让公众参与讨论；重构听证会制度，使之成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监督权力运行的重要平台；建立和完善政府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以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达致政策制定和政府行为的公平。

　　必须指出，经济减速下的中国改革，需要向社会更多放权，推进社会组织发展，鼓励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企业组织一样，社会组织也是构成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发育不良，同样会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缺少能把微观主体和宏观管理连接互动的社会组织机制。没有各类体现自组织形态的行业协会、利益群体代表组织发挥沟通协调、自组织管理功能，政府职能的转变最终也不可能到位。不仅如此，社会组织的良好发展，也将为民主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公民社会基础。因为现代社会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议事方式和运作机制，基本是以民主为基础的。

　　市场经济的原动力在于竞争，而竞争的有效性依存于平等与公平。平等是对公民权利而言，公平是对政府服务而言。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要一致、权力和责任要对应，这就需要包括规则平等、机会平等、起点平等在内的权利平等，否则，不可能建立起现代的市场经济，鉴此，须建立起法治社会，树立法律应有的权威。法治将为政府在公共服务上提供更均等和公平的服务提供必要保障。

　　在经济绩效作为合法性的基础消失后，留给中国社会改革和转型的时间窗口不会永远打开，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以积极进取的姿态主动地推进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