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称，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审批的项目只有4项。这与去年5月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国家发改委审批的项目总数多达239项。今年5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审批项目的减少高达98%。

　　发改委审批项目大幅度减少，与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出现的重大调整有直接关系。去年的这个时候，面对经济增速减缓状况的露头，中央政府提出了“稳增长”的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便是像以往一样扩大投资，以此来对经济运行形成刺激，国家发改委这个行政审批的“大本营”自然要忙碌起来。今年，虽然经济增速趋缓的现实压力依然存在，但中央政府在继续坚持“稳增长”目标的同时，还提出了简政放权的要求，要求政府部门限制审批权。自今年3月新一届政府组成以后，国务院努力推进简政放权，并且于5月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发改委项目审批大幅度减少与此有直接关系。其实，不仅是发改委，中央政府几乎每一个对口部门，最近几个月的行政审批数量相比去年同期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部分行政审批事项，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行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以投资扩张为引擎，而当政府对这种增长模式产生依赖时，就会很自然地把行政审批权当作“法宝”来运用，政府握住了审批权，就等于握住了GDP增长的命脉。这种行政审批下出现的GDP高增长就像一个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短期看能够在赛场上创造出好成绩，但时间一长，各种问题就暴露了出来。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遭遇了重大挑战，政府不得不花大力气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但是，已经形成的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优势地位不能削弱，民营企业等其他经济主体难以发挥作用，转型显得十分艰难。只要这种局面不改变，市场活力就不可能得到释放，经济结构转型也就很难见效。

　　从国家发改委最近几个月来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来看，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简政放权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是，在积极推进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有关部门还应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将一些原来的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到地方以后，是否会形成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审批权力强化？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它仅仅是减少了地方上往北京跑项目审批的麻烦，而地方政府同样可以利用这部分下放的审批权力，将其倾斜于地方上的国有企业，这样一来，通过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的目标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目前，GDP虽然不再是“指挥棒”，但一些地方政府对本地区投资扩张依然热情高涨，因此，地方政府如何运用好从中央下放的这部分审批权力，是一个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央政府向地方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绝不是让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当“甩手掌柜”，什么都用不着管了。政府事前审批的“手”放松之后，还需要解决重复建设、市场垄断、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让事中、事后监管的“手”硬起来，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产业政策、技术标准、信息引导等途径实现对投资项目的有效调控。政府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跟进和配套措施，积极创新管理方式，严格进行监管。特别是对一些明显有问题的项目，要采取断然措施，该叫停的坚决叫停，而不能因为审批权已下放而放任不管。

　　简政放权之所以会成为政府近期大力推进的一个目标，这是因为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已经不再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砝码，反而成为经济良性运行的一道梗阻。但是，取消或者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不应该是简政放权的终极目标，而是释放市场活力，扩展经济可持续增长积极因素的必要程序。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类似国家发改委这样曾经大权在握的政府部门项目审批数量的减少，更要看到的是通过这种行动，我们的经济运行格局是否出现了期待中的积极变化。很显然，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是中央政府需要努力，地方政府更需进行职能转变，尤其是在得到由中央政府放下来的行政审批权后，如何运用这种权力，已经对它们构成了现实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