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收保护费的终于完蛋了，大货车问题有望根治了！”听到彻查“疯狂大货车”的新闻报道后，哈尔滨亿鑫出租车公司的赵师傅高兴地讲到。6月28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报道，哈尔滨市纪委监委成立专案组，协调公安、法院、检察等各方面力量，打掉6个涉恶“保车团伙”，查处充当“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122人。

　　失去“保护伞”的大货车不再狂躁，让哈尔滨市民看到了希望，也让人们真切感受到“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结合起来”的力度和价值。哈尔滨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兴东讲到，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哈尔滨市才挖出了“疯狂大货车”顽疾的病根，从而跳出了“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怪圈。

“疯狂”背后是腐败，除恶务尽必须打掉“保护伞”

　　长期存在的黑恶势力背后，往往都有“保护伞”。哈尔滨市的大货车之所以越来越“疯狂”，原因也是如此。

　　“疯狂大货车”问题在哈尔滨市由来已久。2005年4月哈尔滨日报刊发的报道中，就已将违规运输建筑残土的大货车定义为哈尔滨的“公害”。当时的哈尔滨市民相互叮嘱：上街要小心，“疯狂残土车”又出动了！

　　为管住这些横冲直撞的大货车，十多年来哈尔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了各类专项治理行动。2015年3月，哈尔滨市公安交警部门发布消息，指出此前三年哈市公安交警部门累计组织专项整治行动146次，查处超载、涉牌涉证等关联交通违法50余万件，暂扣违法货运车1.9万台次。仅公安交警部门一家就年均整治48次，力度可谓不小。但多年下来，哈尔滨的“超”与“治超”却始终并行“在路上”——整治时情况好转，风头一过立即反弹。

　　与治超工作并行在路上的，还有哈尔滨市的“保车团伙”。一位任姓大货车主告诉记者，他从2011年起经营过几年大货车，当时就已经有了保车人。“这些人跟交警很熟，啥事都能摆平”。

　　“保车团伙”从交警那里得到了哪些保护？从专案组工作人员刘轶修介绍的情况看，“保护伞”至少有四种表现：一是滥用职权“开绿灯”。一些交警执法人员收到“保车团伙”的好处费后，授意在其所保大货车的显著位置粘贴标识暗号，以便辖区交警予以“关照”。二是干预执法“打招呼”。直接给交警执法人员下达指令，要求给与保护或免予处罚。公安交警呼兰大队原大队长于广军就曾向队里的交警提出，凡从商人倪某工地出入的违规大货车一律放行。三是泄露秘密“卖人情”。用打电话、发微信等方式，把工作信息泄露给“保车团伙”。阿城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安全员王伟，20余次将执勤信息泄露给“保车团伙”。四是组团违规“轻处罚”。违规改变交通违章处罚种类，甚至直接删除违章记录，使违规大货车减轻或免予处罚。市公安交警支队巡逻大队原副大队长李名实等4人，就组团减轻或免予处罚交通违法案件955件。

　　从提前打招呼到现场放行，从检查前泄露执勤信息到处罚后消除违章记录，这样一套全方位、零风险的“保护”，直接把“治超”变成了“致超”。“保车团伙”把货车司机和公安交警执法人员联系起来后，没有“人脉”的普通货车司机只需交上一笔费用，就可以享受到超载超速轻罚、免罚服务。大大小小的“保护伞”下，“保车团伙”成员“恶”得肆无忌惮，货车司机“超”得心安理得，一轮又一轮的整治行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夜幕下的哈尔滨变成了一座疯狂赛车城，每年发生数十起恶性肇事案件，不仅市民饱受其苦，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

　　当公安交警执法人员与货车司机、“保车人”之间形成相互利用的利益链条，走上以恶养腐、以腐护恶的道路后，只有打掉“保护伞”，才能根除“保车团伙”，解决“疯狂大货车”问题。

　　“从纪检监察机关职责定位出发，推动扫黑除恶和反腐败结合起来，我们从一开始就把重点锁定在‘保护伞’上，仅核查公安交警部门处罚卷宗就达30670册”，该案专案组组长、哈尔滨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金锦德讲到。对此，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旗帜鲜明。省委书记张庆伟强调，“坚决打掉‘保护伞’、切断利益链”；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常松要求，“坚决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兆力批示，“深挖‘保护伞’和不作为”。

　　2017年10月23日，专案组正式成立。历时7个多月，排查出哈尔滨市公安交警巡逻大队以及道里、道外、南岗、香坊、平房、阿城等公安交警大队近百名交警充当‘保护伞’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作出了党纪、政务处分，并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打掉了“保护伞”，掐断了利益链，盘桓哈尔滨市十多年的“保车团伙”立刻作鸟兽散。大货车主老任介绍，现在全市上下，都没人敢做“保车生意”了。

　　“疯狂大货车”“保护伞”涉案人员庭审现场。

市场混乱背后是监管缺失，源头治理必须解决不作为问题

　　6月25日哈尔滨市纪委监委关于查处“疯狂大货车”“保护伞”的通报中，14名区城管执法局和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处的公职人员因履行监管责任不力，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一位长期关注治超工作的人士表示，这些处分抓住了治超工作的关键。

　　对此，大货车主老任深有同感。老任讲到，货车车主之所以愿意和“保车团伙”合作，愿意“多拉快跑”，说到底都是货运价格的问题。哈尔滨市财政局曾组织测评，当地拉一立方残土的成本价约为35元，但在“保车团伙”的恶意竞争下，一些合同价甚至压到了20元，连成本价都不到。

　　“治超工作中，公安交警部门是末端，交通、城管等部门是源头，同样负有重要监管职责”，专案组工作人员刘轶修讲到。2007年，交通部等九部委印发《全国车辆超限超载长效治超实施意见》，明确了公安、交通、发改委、质监等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2016年，进一步明确实施“一超四罚”，即对超限运输车辆的承运人、装载企业、货运企业和驾驶员一并处罚。

　　但从专案组的调查情况看，十多年来很少看到城管、交通部门出手，对货运场站、非煤矿山、建筑工地以及运输公司等做出处罚。以城管局为例，发现超载车辆后，他们既可以依据《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处罚司机，也应该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调查处理建设单位。刘轶修说：“这些部门如果管理到位，大多数超限货车就跑不到马路上来。但他们都是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只查处大货车超载，不调查出残土的施工单位”。

　　监管形同虚设，货主无人管问，自然希望价格越低越好。在货主和“保车团伙”的默契配合下，哈尔滨市的货运市场秩序越来越乱。这种不作为的态度和行为，实际上助长了“保车团伙”和疯狂大货车的滋生蔓延，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伞”。

　　“把扫黑除恶和反腐败结合起来，政治站位尤其重要。既要考虑出发点，也要考虑落脚点”。刘兴东介绍，按照中央扫黑除恶部署和中央纪委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意见要求，哈尔滨市纪委监委积极参与专项斗争，从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高度把握出发点，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角度衡量落脚点，努力在两者之间把准扫黑除恶和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结合点。

　　以罚代管无法抓实治超工作，压实监管责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治理“疯狂大货车”行动中，哈尔滨市纪委监委没有就案办案、就事论事，而是坚持专项治理与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认真查处履行监管职责不力行为，推动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努力取得让老百姓满意的效果。

　　压力下传，责任上肩。随着整治“疯狂大货车”行动的深入开展，哈尔滨市有关部门行动了起来。公安、交通、城管等部门之间落实了信息推送机制，发现超载行为后，根据职责及时向其他部门推送信息，协同跟进查处，实施“一超四罚”。交通部门加大了对运输企业的监管和查处力度，不断释放震慑信息。城管部门建立了建筑工地监管视频平台，在所有开槽工地的门前安装摄像头，实施24小时监控……

　　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不仅强化了监管，也让哈尔滨市运输市场逐渐好转。采访中，哈尔滨市某运输公司经理告诉记者，自从市纪委整治“疯狂大货车”问题以来，市区的货运价格已经慢慢上升了。

“保护”背后是失责，根治“保护伞”必须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彻查“疯狂大货车”问题后，哈尔滨市委、市纪委将公安交警系统的问题定性为“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虽然从查处结果讲，公安交警系统绝大多数涉案人员的涉案金额并不多，而且大多是科级以下干部，属于典型的“微腐败”。但从范围上看，涉及近百名交警违纪违法，而且市公安交警支队13个大队中，12个大队都有民警涉案。由此来看，明显带有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特征。

　　“疯狂大货车”问题中，公安交警系统的违纪违法手段并没有很强的隐蔽性，却能长期提供保护。分析这些涉案人员的表现，既有过去的存量问题，也有新的增量表现；既有公安交警道里大队原大队长明常清这样，“六项纪律”全犯却不查不觉的问题，也有像公安交警顾乡大队民警宋勇一样，长达3年多时间里违规消除违章记录9000多条无人过问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反映出违纪违法人员党性丧失、行为底线彻底失守，也反映出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缺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塌方式腐败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型。在此次彻查“疯狂大货车”问题之前，“保车团伙”已经露出了端倪，但却没有敲响哈市公安交警系统的警钟。2009年哈尔滨市公安交警部门组织的一次夜查中，已经发现大货车司机把车主姓名挂在前风挡玻璃上。2014年，当地根据举报查处了数名交警执法人员，涉案社会人员中就包括“保车团伙”成员。2016年，新京报整版报道哈尔滨市依兰县相关问题，明确指出公安交警与“保车团伙”相互勾结，依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

　　“如果公安交警系统能把管党治党责任扛起来，能针对苗头问题痛下决心、深挖细查，‘保护伞’问题决不至于大面积存在，更不会发展成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专案组工作人员讲到，说到底，根子还在于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管制度成了“稻草人”。

　　刘兴东介绍，从哈尔滨市前一阶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看，一些地方和领域特别是农村基层地区，之所以出现黑恶势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存在薄弱点。“如果不压实责任，打掉一批‘保护伞’后，下一批还会冒出来”。

　　6月27日，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并将这一天明确为哈市公安局每年的“警示教育日”。与此同时，哈尔滨市公安局党委出台了“六个凡是、六个一律”禁令，全面开展队伍作风、接处警、执法质量、交警和派出所、民警勾结“黑中介”等专项整治，并成立重点工作督察组进驻交警支队，对党风廉政建设、作风整顿等进行全面督导。

　　刘兴东介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现在哈尔滨市区的超载超限已经明显减少，货车运营市场秩序也在日趋规范。更重要的是，通过治理压实了责任、赢得了民心，让老百姓看到党和政府是在真干事，而且能干成事。

　　（本文图片均来自“中国纪检监察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