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教授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介绍：“科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科斯两篇大作，用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有着非凡的解释力。

　　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还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现在有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并且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是，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所以，这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大词汇”当头，一动就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特别顽固，难以触动。

　　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在一些关键领域不继续推进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连锁爆发。

　　浏览最近的新闻，一些负面事件让人心情沉重。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就是几万吨存粮。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的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搞改革，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将派生出更多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本文所讨论的是，目前形势下，中国继续搞改革的逻辑。

　　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我为什么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话剧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

　　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

　　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人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套经由合约界定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述，但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或许有人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这种批评轻视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

　　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或者准确地说是开放下取得的高速增长，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