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推进消费税改革。完善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统筹力度，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继续积极盘活存量资金。推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支持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构建多层次、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促进解决“三农”、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大力推进国企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总体方案，制订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坚持精算平衡，建立更加透明易懂的制度，进一步健全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

　　实行结构性改革，要求宏观政策要稳，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主要体现在：阶段性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坚决遏制各种乱收费，坚决不收“过头税”，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有更多可用资金；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把资金用在“刀刃”上；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按可持续、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

　　二是支持做好补齐短板工作，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强化财政综合扶贫投入体系，财政支农投入新增部分重点用于扶贫开发，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积极吸引金融资金、社会资金参与，多渠道增加扶贫开发资金。深入推进财政扶贫机制创新，针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困，采取不同的支持方式，通过支持易地安置、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就业能力培训和就业对接服务、社会保障实施政策性兜底等，支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切实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增强资金使用透明度。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支持打好空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推进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修复等重点工程，对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综合治理、系统修复。完善财税支持政策，进一步整合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专项资金，聚焦支持重点领域，强化税费对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激励约束。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推行排污权、碳排放权、节能量等交易，逐步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探索完善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三是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努力保持财政经济稳定运行。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的关系，严格控制提标增幅，对一些不合理的支出或由于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的支出，要压减或取消，增强民生保障的可持续性。重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创新公共服务方式，能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不再直接承办，能够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非基本需求主要靠市场解决。继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完善预算管理机制，将政府存量债务还本付息纳入年初预算，根据批准的限额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债务收支情况随同预算公开的常态机制。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各地要切实履行政府债务偿债责任，严格将置换债券资金用于偿还符合条件的政府债务。强化风险预警，督促风险较高的地区制订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划，新增债券安排与各地区风险程度挂钩，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市县风险化解的监管和指导力度。

　　四是扎实开展国际财经合作，增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积极践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以深化国际财经合作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进一步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与各成员一道，遵循开放、包容、透明的原则，通过多边规则和程序，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提高运营效率。做好主办2016年G20峰会财金渠道会议相关工作，推动G20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完善多双边对话机制建设。要加强战略规划，主动设置议程，增强在对话中的主动性和引导力，提升对话水平和有效性。（记者 杨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