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前，东庄一直是莆田地区贫穷的代名词。在莆田，东庄另一个名称是“界外地”，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不在官方统计之内”，这里的老百姓穷得连税都不用交。为了度过每年的几个月饥荒，当地渔民就用海产品如牡蛎之类的，换地瓜渣吃。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东庄之所以如此贫穷，和当地人多地少有关系，因为靠海，东庄的许多耕地盐碱化，农作物产量不高；另外，因为距离渠道较远，农作物经常缺水。”这个缺水、少地、土地盐碱化的滨海小镇， 镇民们一直为生计而奔波。

　　乡村医生陈德良的一张偏方，彻底改变了东庄人的命运。陈德良何许人也？》》相关：莆田系祖师爷陈德良资料照片背景

　　一位民营医院老板赠给陈德良的诗是这样归纳的：“刀枪棍棒出名声，琴棋书画弄寸光。胸怀大志凌霄汉，身居小阁好望山。十万弟子闯天下，一代宗师数德良。”这首诗裱好挂在陈德良自家的饭店里。陈德良的权威在东庄镇显而易见。东庄镇在外面办医院的老板们，包括詹国团、詹玉鹏这样的大鳄，只要有让他觉得不对的地方，他都可以训斥一番。尽管他总是谦称“你们是大老板”。

　　有人这样评价陈德良在东庄的地位：达摩之于少林寺。莆田的民营医院老板一直以行事低调著称，本刊记者通过各种途径，都没有一个医院老板愿意以真实身份公开接受采访。但是，外人眼中神秘莫测的游医鼻祖陈德良，却坦率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许多敏感问题也不回避。陈德良1950年12月出生在莆田东庄镇，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和当初的许多性病游医比起来，陈德良还是有医学基础知识的。陈的祖父是当地中医，陈德良年少时就看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籍。

　　“文化大革命”后，不到20岁的陈德良，在当地当起了“土医生”。改革开放后，为贫穷所困扰、急着寻找出路的陈德良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凭着仅有的那点医疗知识，他走出东庄这个海滨小镇，到全国各地闯荡。上世纪80年代初，陈德良在广东拜师学艺期间，师父把一个治疗皮肤病的祖传秘方交给他，陈德良用这一秘方为不少皮肤病人治好了病，他一下子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名医”。

　　后来东庄的乡亲们发现，陈德良一天赚的钱比他们一个月赚的还要多。“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卫生条件太差，卫生知识又不多，那个时候得疥疮的人非常多，许多人到医院治疗后又复发，但用了我的药水后很快就好了，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名声也大起来了。”陈德良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德良赚了大钱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穷乡亲和亲戚们，许多人前来拜师，他收了八个徒弟，基本上都与陈德良沾亲带故，其中之一就有詹国团。 性病游医走遍天下 从此以后，治疗皮肤病的秘方就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八个徒弟各自又收了徒弟，皮肤病秘方就在东庄镇迅速而广泛地传开了。贫穷的东庄人终于找到了致富捷径。

　　陈德良始终认为，即使是当初东庄人开始行医时，他们也并不是像外人说的那样一点不懂。“当时莆田卫生协会曾办了个函授班，我的徒弟们都拿到课本之后还要考试，通过考试之后，莆田卫生协会会发给一本证书。”但是，经过几年行医之后，东庄人发现，医疗界的另一新兴领域---性病市场越来越大，转做性病行业更加赚钱。

　　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到了1990年前后，当时社会上卖淫女之类的开始多起来，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去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国家有这个漏洞，老板们就投机倒把搞进去了，说实话，当时确实有些乱收费的现象。”陈德良笑着坦率地说。陈德良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经济，许多行业都存在不规范的现象，所以有些乱也可以理解。

　　到了1998年，福建莆田的游医们开始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王海和许多媒体针对莆田游医而调查出来的实情，并没有陈德良对本刊记者说的那么简单。当时的许多报道给莆田性病游医归结出以下几条：他们敢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敢把一个疗程的病治上10个疗程；敢把十几元一瓶的药卖到200多元。无论是王海还是一些记者，常常亲身体验式暗访，原本十分健康的打假人或记者常常会被检查出性病。

　　1998年和1999年，是全国媒体和公众对莆田性病游医最为关注的年份。1999年5月24日，太原《都市生活》周刊派出大批记者，对性病诊所集中的近十条街道进行了拉网调查，共统计到专治和兼治性病的大小诊所214家，其中，仅在火车站附近就有28家，服装城附近的双塔北路一条不足300米的巷子就有九家。加上全市的街巷，估计性病诊所至少在400家以上。性病诊所超过了米铺。

　　1999年5月14日，按照广告上刊登的地址，两位健康的记者来到山西机床厂医院暗访。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用放大镜看了看“患处”，一脸严肃地问同行的另一个记者：“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在诊断书上写着：念珠菌龟头炎，要赶紧治疗。接着，两名记者走进太原市康复医院，被一个老“大夫”诊断为“急性淋病”，并让女护士注射220元一针的“进口药”，记者再三推脱，最后被迫买了一盒价值65元的“特克淋梅”。该药被太原市药检所判定为三无假药。在山西省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大夫”又诊断记者患了“非淋菌性尿道炎”，“可能引起不育”。他说，治好这个病最少要半个月，要花几千元。1999年6月1日，《都市生活》推出揭露性病诊所黑幕的第一篇报道后，便不断接到威胁电话。

　　据当时的《都市生活》报道，6月2日上午，一名操南方口音、自称为私人诊所老板的男子找上门来，要记者“不要继续乱说，否则，小心哪天突然少了一只胳膊、一条腿。”随着报道的进一步深入，这家媒体的记者接连遭到跟踪、抢劫和电话威胁，一个声音嘶哑的男子在电话中说：“我要炸掉你们的大楼！”6月8日，《都市生活》毫不退缩，刊出报社大楼的大幅彩色照片，并标出所在的详细位置。明目张胆的威胁引起了全国新闻同行的震惊。后来证实这些游医就来自莆田。

　　1999年7月9日，《南方周末》也刊发了莆田性病游医的详细报道，记者寿蓓蓓如今仍对当时采访中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一位卫生系统官员曾颇为愤怒地拿出一份文件，说卫生部纠风办曾针对莆田游医集团专门发文，措辞严厉：“球探体育比分：莆田市农民游医占国团(即为詹国团)、陈金秀诈骗团伙在全国各地以金钱铺路，承包经营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开办的性病、泌尿专科门诊，甚至承包整个医院或皮肤性病研究所，大肆进行诈骗钱财、坑害患者的非法活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的声誉。” 莆田詹氏的医药帝国 政府主管部门严辞通报，全国多家媒体曝光报道、民间打假人明查暗访，在1999年，许多人都以为，东庄的性病游医们估计要远离医院了。但事实恰恰相反。

　　之后的几年，中国的民营医院大部分掌控在了东庄人手中。七年之后的今天，东庄人不但没有从中国医疗领域销声匿迹，反而低调加速扩张。莆田的《湄洲日报》报道说，东庄镇有2.1万外出人口，在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从事医疗行业，经营医院200多家。据估算，全国现有上规模的民营医院约80%为东庄人所有，固定资产300多亿元，行业年创利润13亿元。曾被王海、媒体乃至卫生部纠风办调查、曝光乃至通报的詹国团，这位陈德良的开山弟子，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是东庄做得最为成功、但也被曝光最多的游医。

　　一份名为《1998，王海杀进性病市场》的材料中称，当时以詹国团为首，詹国营、詹玉鹏、詹国连、林宗金等为骨干的莆田游医集团，是莆田游医的中坚力量。陈德良对这一说法作了澄清，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实际上詹国团和詹国营、詹玉鹏、林宗金他们并非是传说中的师徒关系，只是同为一家公司的股东，只是股份的大小不一样而已。”陈德良还说，“詹玉鹏论辈分比我还大，我得叫他叔公，尽管他年龄比我小，他曾经在三明的一个国有企业上班。林宗金，还有詹国团的几个弟弟詹国连、詹国营等，我都亲自带过他们。”只要了解中国民营医院现状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陈德良要对詹国团、詹玉鹏、林宗金等人的身份强调得如此清楚。

　　因为这几个曾从同一个公司出来的掌门人和骨干们，目前连同他们的嫡系，已经成为中国民营医疗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他们三人都把上海作为重要根据地。詹国团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中屿投资集团，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工商资料，该企业仅注册资金就达一亿元人民币，詹国团、詹国连和詹国营都是股东，詹国团相对控股。这家公司拥有至少18家民营医院和托管医院，28个法人实体。

　　詹国团还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了新加坡中屿国际医院管理集团，在许多场合，中屿系经常以新加坡外商身份出现。詹玉鹏创办了新加坡中骏医院管理投资集团，据称此人已入新加坡国籍。该企业在无锡、济南等地投资办医疗机构时，当地媒体都冠以“外资”招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詹玉鹏也经常在上海，他是上海市福建商会会员。中骏至少拥有17家法人实体，至少有14家民营医院，在国内，冠以玛利亚女子医院的，多数是詹玉鹏的嫡系部队。林宗金也早已自立门户。他创办了上海澳信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也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名为新加坡澳信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一种说法，澳信和中屿、中骏等交叉持股。

　　根据公开资料，澳信系下至少有15家民营医院。詹万龙的上海长江医院因为频频被媒体曝光，是上海最有“知名度”的民营医院之一。根据莆田相关人士透露，詹万龙和詹国团他们走得较近，但他们是否有血缘关系尚不能确定。“现在东庄人办的民营医院绝大多数是很正规的，”陈德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反复强调这句话。詹国团们不但在上海注册了实力雄厚的股份公司，有的还按上了外资的外衣，似乎莆田游医们普遍已“改邪归正”。 他们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难啊！

　　11月初，许多莆田系的民营医院投资者们感到了一丝寒意，不是因为冷空气，而是来自浙江杭州的一则消息。11月2日上午，杭州华夏医院虚假广告案中的两名直接责任人杨国坤、杨文秀被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并正式执行逮捕，二人均涉嫌虚假广告罪。以此罪名批捕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尚属首例。杨国坤和杨文秀都是福建莆田人。“这次动真格的了”、“终于开始了”。许多莆田系民营医院从业者对华夏医院一案如此感慨。

　　事实上，无论是1998年王海打假、1999年媒体揭性病游医黑幕，还是前不久上海长江医院的送子神话被曝光，莆田系的民营医院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可能会在医疗纠纷中输掉官司，但不管虚假广告如何夸大医疗效果、无良医生如何忽悠患者，几乎很少有人因此而招来牢狱之灾。特殊利益集团概念提出后，就有专家和业内人士讨论：医疗领域是否也有特殊利益集团。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答案斩钉截铁：当然有。对许多莆田人来说，秀屿东庄的民营医院老板们无疑是致富神话，莆田人的骄傲。“头脑灵活，敢作敢为。”这是许多莆田人对东庄的民营医院老板们的评价。面对在外做得越来越成功的民营医院老板们，莆田地方政府也把他们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突破口是医疗器械业。

　　11月1日下午，莆田市举行药品医疗器械行业恳谈会。莆田副市长张丽冰在会上强调：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品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已将医药产业重点列入湄洲湾港口城市建设的规划当中。在秀屿，一个医疗器械工业园正在筹备建设之中，准备作为容纳返乡医疗器械投资者的场所。有东庄民营医院从业者盛赞莆田市委市政府这些举措，认定这是“英雄莫问出处”的实践。《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通过秀屿区宣传部门、莆田市宣传部门试图采访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但都被以没空为由拒绝了。其中，莆田市委宣传部一位张姓科长接到本刊记者电话时，他还彬彬有礼。但当记者说出“到莆田采访有关民营医院”，没等记者把话说完，张科长就显得很不耐烦，连说，“没空。我们都在开会，没空，人都不在。”记者又两次直接和秀屿区新任区委书记陈志强联系采访，但其手机都无人接听。当地党委、政府对莆田系民营医院很少公开发表意见。

　　秀屿区前区委书记李辉龙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民营医院无疑是必要的，关键是政府如何鼓励、扶持、规范。政府不扶持，他们就可能要倒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难啊！办一个医院，要顺顺当当拿到营业执照谈何容易？他们真的很脆弱，可以说是弱势群体。关键是社会不要歧视他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习惯思维，一提到民营企业就认为是生产假货的，一提到民营医院就认为是骗人的。现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向民间资本放开了，为什么民资就不能介入医疗行业？” 郎咸平的愤怒 和莆田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理解“办民营医院的难处”相比，陈晓兰、郎咸平们似乎就没那么宽容了。郎咸平介绍了他们关注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前后经过。事情起源于2005年年终。当时，《财经郎闲评》节目组不断接到患者对民营医院的投诉电话，控诉医院“没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的恶形恶状。郎咸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那些医院里面，所谓的性病，只有5%是真的，95%都是假的。”他们甚至会在上海市的公共厕所内喷上生漆---“然后你下部会痒，去看病，随便就说你有性病，花两三万再放你出来。”郎咸平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上海女医生陈晓兰，9年里一直与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作斗争，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曾在一次卫生会议上，用三分之一时间讲陈晓兰的事迹。而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主张，应对违规操作的部分莆田系民营医疗机构要采取重典治乱：“我现在反映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认可，但当事人没有一个被查处过。要打的话，就要休克疗法。”陈晓兰认为，“目前许多造假者和骗子们之所以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处罚过轻。目前医院使用无效的或者假冒伪劣的医疗器械，或者说民营医院欺骗患者，引起医疗事故，这些最多都只能算医疗纠纷，要么是行政处罚，要么是民事赔偿。实际上，在我看来，许多医院没病当有病看，小病当大病看，实际就是犯罪行为，犯罪的四要素都具备了。应该作为犯罪处理。但卫生监管部门一查，却只得出个过度医疗的结论。”

　　今年1月份，沪上热播栏目---“财经郎闲评”曾播出一期关于福建莆田人詹国团兴办民营医院的节目，但开播当晚便遭停禁，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该栏目停播。“他们搞定了多方官员，这是继厦门远华案后最大的腐败案。”“郎监管”一脸严峻。天花乱坠的广告，不规范的医疗行为，民营医院的“信任危机”已显得积重难返。除了自办医院，不少民营医院经营者还将目光投向了公立医院，采取变相的买断、联营方式经营。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一个投资者要建立营利性医疗机构，三年之后要交33%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如果能“寄生”在公立医疗机构内，税款就可以逃避。“大家矛头都指向它，总体来说并非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基本模式较类似。”曾长期从事医疗领域报道的电台记者丁女士表示。另一方面，民营医院从业者本身却常自称“弱势群体”。缺乏国家政策扶持、税收偏高、医保门槛等都是投资者的“心头之痛”。出于多方面考虑，好医生往往不愿意去民营医院任职。广东韶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科肿瘤专家就曾数次被邀去民营医院担任要职，但她对于这些机会均婉言谢绝。理由是在民营医院工作，个人需要承担很大风险，且风险与收入不成正比。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中小投资者与以詹氏为代表的家族投资者，在民营医疗领域的命运大不相同。那些自觉无助的往往是中小投资者。对他们而言，民营医院的经营正变得日益艰难。在莆田，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记者：这两年投资医院亏损的人也很多。而当地一名姓郑的小伙子表示：家族投资者已在该领域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比如与电视台达成协议，只许播出他们旗下医院的广告。他两年前就曾与人合资，双方各出资50万元左右去江西开办医院，但是因为无法与庞大的家族投资体系抗衡，他亏损了三四十万元，最终黯然退出。除了参办医院，詹国团们还将触角伸向了上游的医疗器械、医药物流等产业，大有将整个产业链的利润揽入囊中的态势。对此，陈晓兰医生说：“这太恐怖了。”中国的民营医院至今日已走过了约20年的历程，“郎监管”并不看好詹国团们的前景。“如果这些莆田人真的开始规范经营，您觉得能洗清原罪吗？”本刊记者问。“这个假设性太强，我不想对他们提任何建议，就事论事。”郎咸平表示：“我们都是没有权力的人，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呼吁，让有权力的人来介入。”（部分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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