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困局

　　地区实力不一联防联控不易

　　北京雾霾的污染源有1/4来自周边地区，这意味着污染防治须联防联控，但利益纠结下的京津冀各方却陷入“各自为战”局面，这一问题也深深考验着各地的决心和智慧。

　　为推进治理，目前京津冀各地都在根据国家层面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京津冀和周边地区实施细则要求，结合自身大气污染源特性制定出台了各自的雾霾治理实施方案。相关重点概括起来便是，河北“减煤压钢”，北京“减煤控车”，天津“减煤改油”。按照北京市环保局宣教处处长王小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的说法，现阶段对于北京来说，就是要管好各自的“一亩三分地”。

　　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说法，在不少业内专家看来，却打下诸多问号。

　　王跃思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在他近年来领衔承担的京津冀雾霾天气溯源及控制系列课题研究中，发现直接导致北京地区雾霾天气的PM2.5污染源中，有超过20%来自于外部输入，且一旦遇到空气流动性差的雾霾天，这一比例还会上升。

　　这一结论得到河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郭斌的认同，他告诉记者，通过在京津冀三地所设的近300个国控监测点的监测数据比对发现，各监测点的PM2.5指标随月份变化总体呈现一致趋势，具有较好吻合性，说明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的区域一致性。

　　王跃思指出，这意味着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治理必须采取联防联控，协同行动，谁都无法独善其身。而且按照实施细则要求，到2017年，北京须将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河北、天津则提出要下降25%，这之间的差距反映出的问题就是，河北、天津下降25%后，PM2.5浓度可能是100微克/立方米，在区域之间空气的自然流动下，北京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难实现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

　　“这就相当于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京津冀地区各相关方必须协调一致，不能让任何一方留下短板，否则雾霾治理的‘木桶’永远都会漏水。”他形象地说。

　　事实上，大气污染防治的区域联防联控，在欧盟、美国过去治理大气污染时已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也提出过京津冀、长三角实施这一机制的诸多设想和建议。

　　然而在国内，由于牵涉到各地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这些设想和建议要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还存在诸多羁绊，也就注定了这场攻坚战从一开始就充满“壮士断腕”式的悲壮。

　　在唐山市丰润区小屯村采访时，一家商铺老板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小屯村过去大小钢厂扎堆，过去几年由于政府整顿及市场不景气等原因已经倒掉一批，但他们这些配套商户都还尽力勉强维持。“这几年本来生意就不好做，如果政府再大力度整顿钢铁厂，那我一家老小只有喝西北风了。”该老板表示。

　　类似的感慨在承德市钢铁厂职工刘海龙的口中也发出过，他告诉记者，承德市国企职工中，每8人就有一个在承德钢厂工作。其他钢厂的情况大抵也差不多。

　　“我的钢铁网”曾做过一项测算，河北省5年内要削减6000万吨产能，按钢厂建设费用，若一吨钢需要3000多元资金计算，将意味着该省将因此损失近20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会因此丢掉饭碗。

　　“如此巨额的损失以及可能因此产生的包袱，由谁来埋单？”郭斌直陈，尽管治理雾霾已经上升为政治任务，但对于河北来说，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钢铁行业历年来贡献了河北超过三成的工业增加值，更维系千万人的就业。大幅压缩钢铁产能尽管必要，但也是河北省不得不顾虑之处。

　　而对于北京来说，这种经济损失的压力则相对小得多。王小明告诉记者，北京的工业污染已经基本消除，至少在北京四环以内目前已基本消灭大量燃煤的工矿企业，接下来将进入到治污的更高层面。例如，北京决心在2017年前将全市车用汽柴油的品质升级到和欧洲最高的欧五标准同步，尽管其目前已升级至国四标准，远超过河北甚至国内绝大多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