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失窃，很多问题是出在人的身上

　　“太荒唐了!”采访中，陆建松一开始就对故宫失窃一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陆建松看来，安全是博物馆的头等大事，也是博物馆的一个底线问题：文物不可再生，一旦失去就不可能重新拥有；哪怕是离开博物馆，离开特有的环境，也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坏。

　　陆建松说，正因如此，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早在1992年就联合下发了《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把全国各文博单位分成三级风险单位，不同级别的风险单位实行相应的安防标准。

　　记者发现，在2000年，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再次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的通知》，要求当时“仍有22家第一批一级风险单位及大部分省市的二、三级风险单位未把落实《风险等级》达标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的风险单位抓好落实工作。

　　“博物馆安全，国家政策是不缺失的。”陆建松说，眼下博物馆不时失窃，主要原因之一，是管理问题，“很多问题是出在人的身上。”

　　陆建松记得，辽宁沈阳曾发生一起馆藏文物被盗事件，盗贼作案时，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却聚集在一起正看着足球比赛。而石柏魁在故宫切断供电总闸时，故宫安防系统曾提示“区域故障”，值守人员却认为是雨天导致线路故障，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实地检查。

　　陆建松还向记者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故宫上下20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多数为经营人员，“真正的业务干部很少”。

　　陆建松表示，国家文物局对博物馆馆长等有着明确的专业资格任职要求，但各地的实际任职情况不是很理想。“造成的结果，是很多人都把心思放在了经营上。”

　　故宫失窃后，有人认为，国家应加大对博物馆安防经费的投入。陆建松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到了非免费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

　　陆建松告诉记者，早在1999年，他在四川乐山大佛寺考察，寺内工作人员请陆建松向上头反映，能否申请一笔资金，用于山上的安防。“我记得当时乐山大佛的门票是50元，面额不小。”当陆建松问旅游收入的资金是否能满足安防需求时，对方回答说这些收入都上缴财政了。

　　“我国文物法明确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事业性收入，只能用于文物保护。但在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文物保护单位当成了摇钱树。”陆建松说。

　　记者查询到，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的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采访最后，带着无奈的口吻，陆建松说道：“文物安全，不仅仅是安防问题，还有体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