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婚奇缘，别夫别子

　　黄慕兰一生有四段婚姻，第一段包办婚姻促使她离家献身革命，而她与后面三位丈夫，均是革命伴侣。她的外孙女陈弘欣说：“自从外婆献身革命后，她的个人生活也从此成为革命的一部分。”

　　在汉口参加革命期间，杜韫章介绍她认识了时任汉口特别市党部的宣传部长宛希俨。在北伐军还没有到达武汉之前，宛希俨跟时任中共驻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代表董必武一起工作。那时，董必武是民国日报社社长，宛希俨是总编辑，黄慕兰是副刊编辑；宛希俨任市党部宣传部长期间，黄慕兰又担任了妇女部长。

　　朝夕相处，两人从了解到相爱。在192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宛希俨与黄慕兰在武汉结了婚。结婚当天没有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同时，在《汉口民国日报》上登了一则启事：“宛希俨、黄慕兰启事：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

　　对黄慕兰而言，这样简单的启事，就是公开否定了过去的包办婚姻。

　　与宛希俨婚后，黄慕兰仍积极参与妇女运动，直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而在前一天晚上，宛希俨与黄慕兰已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

　　赶赴南昌的两人，就此开始了地下工作，黄慕兰任中共江西省委秘书兼机要交通员。从妇女部长到省委秘书，从轰轰烈烈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到充满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黄慕兰说：“我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性的改变。”

　　1928年1月，刚刚生下孩子三天的黄慕兰得知，宛希俨接到中央的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南昌医院惜别之际，宛希俨低声嘱咐道：“如果到那边工作开展顺利，到时候就会派人来接你和孩子一起去团聚；如果万一有不测，就通过你的父母再转告我的父母，把孩子接回黄梅老家去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我们是革命的伴侣，党叫做啥就做啥，千万保重。”

　　这一别，就再也没能重聚。

　　1928年5月，宛希俨率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牺牲，又过了3个月，消息才传到黄慕兰耳中。“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创伤。”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中央的调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临行前，她遵宛希俨遗嘱，请母亲将自己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老家。

　　到上海后，黄慕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当时，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她还碰到了此前在武汉认识的贺昌。

　　那时的黄慕兰，因产后多病，加上宛希俨牺牲后过于哀伤，愈发憔悴。贺昌见了她几次后，时常鼓励她摆脱消沉情绪，振作起来。

　　在这样的交往下，有一天，贺昌直率地问：“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为革命伴侣呢？”黄慕兰的回应是：“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后再来决定如何？”

　　于是，黄慕兰将此事向周恩来汇报了，周恩来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就这样，经过组织的批准，两人走到了一起。

　　贺昌长身玉立，才华横溢，年仅21岁时便当选为中央委员，两人结婚得到了很多领导同志的祝福。

　　婚后，黄慕兰投身工人运动一线，1929年6月，化名刘阿秀的她在罢工运动中被捕，囚于龙华监狱一百天。在狱中，她配合中共第五届、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进行联络、组织斗争。而在那个时候，她已怀有身孕。

　　出狱后，黄慕兰随贺昌一起调往香港，那时，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军委负责人是聂荣臻，黄慕兰仍然担任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在南方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黄慕兰在医院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贺平，而此时，贺昌已收到调任北方局的命令。

　　孩子生下来时很瘦小，贺昌考虑再三，决定把贺平给接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认养做儿子，得知此事的黄慕兰心中难忍不舍：“自己生了第一个儿子，被送回宛希俨的老家去抚养了；如今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却又给了人家。”

　　随贺昌同赴天津北方局的1930年，党内因“左”倾错误的影响，武装暴动失败，北方局多位领导如彭真、薄一波、陈复等先后被捕。贺昌因此被撤去北方局书记的职务，在反省阶段，贺昌决心去江西苏区与毛泽东一起打游击，而这些情况，直到中央批准他的请求，黄慕兰才知晓。

　　与宛希俨的生离死别犹在眼前，黄慕兰坚决不同意贺昌独自去苏区，她对贺昌说：“想当初，宛希俨去赣西南工作时，我因刚生下杰儿，没能跟着他去，结果他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当然我不是说你贺昌此去也会牺牲，我只是想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要跟你在一起。”

　　但当时，黄慕兰已被任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长，多位同志被捕的危急情况提醒着她，儿女情长在此刻顾不得。于是，她只能答应让贺昌一人先去苏区。

　　送走贺昌后，黄慕兰正式开始了营救工作，而党组织为营救工作物色的第一个律师，名叫陈志皋。黄慕兰与陈志皋的结识由此开始，直到1950年陈志皋离开大陆前，黄慕兰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其时黄慕兰心里仍放不下贺昌，但党组织从营救工作考虑，认为黄慕兰应当同意这桩婚事。1935年5月，黄慕兰与陈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证婚人之一的沈钧儒先生誊写了黄慕兰填写的词作为结婚礼物：“挑灯夜写怀人句，灵犀一点飞还住。珍重万千声，珠阑印泪痕，海天遥望碧肠断。今宵月离绪，压眉低，莫将归路迷。”

　　书写这阙词的黄慕兰，那时还不知，贺昌已在长征中牺牲。

地下奇兵，保护周恩来

　　担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对黄慕兰来说，不是偶然。

　　做地下工作，最要紧的是记忆力非常好，而这对记忆力极佳的黄慕兰来说不是问题。同时，还必须十分机警，黄慕兰在长期的机要交通员工作中，累积了大量经验，比如学会用米汤水抄写秘密文件、利用自己所创的速记符号来记事等。

　　除此之外，黄慕兰出色的交际能力也便于营救工作的顺利进行。陈德峰夫人戚元德曾对她说：“贺昌保举你做营救部长，也是反复考虑到你很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你有很多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作掩护，可以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实在不行的话，自然还可以利用你娘家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暂时撤退，长期隐蔽。”

　　1931年，党交给黄慕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营救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而组织物色的替关向应辩护的律师，就是陈志皋。

　　陈志皋出生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开明法官，开释过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老会员，还救过上海黑帮头脑之一黄金荣。陈志皋本人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上海法学院求学，毕业后挂牌做律师，非常“吃得开”。

　　同时，陈志皋还是进步团体“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并为工人充当义务辩护律师。

　　正是由于陈志皋的家庭背景、身份、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倾向，非常适合开展营救工作的需要，组织上便安排黄慕兰以脱党的书香世家小姐身份，结识陈志皋，请他担任关向应的辩护律师。

　　黄慕兰见到陈志皋后，告诉他自己是个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共产党人宛希俨，父亲是湖南知名人士黄颖初。黄慕兰称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同时是自己的姑表兄，来上海做小生意，却不知为何被当做共产党而被捕了。

　　她对陈志皋说：“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律师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陈志皋听罢，就接受了这个案子，并约定时间让黄慕兰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陈老太爷的支持。

　　陈老太爷听说黄慕兰的父亲当年曾和谭嗣同一起整理过《仁学》，本就敬佩谭嗣同的他还未见面就对黄慕兰产生了好感，初次拜见后，老太爷曾说：“这位黄小姐书卷气很重，很秀气，谈吐举止很高雅，确实像个书香门庭出身的小姐。”

　　得到陈老太爷的肯定后，陈志皋就借着父亲的名义和关系开始去做疏通法官的工作。陈老太爷甚至主动出面约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赵韵逸一起吃饭，吃饭时，陈老太爷称黄慕兰是自己的干女儿，希望赵韵逸看在他的面子上，放了关向应。

　　解救关向应眼看就要成功，正在这时，又出了一件大事。

　　1931年6月的一天，陈志皋与黄慕兰喝咖啡时，碰见陈志皋在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聊天时曹炳生说：“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槽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块钱才抓获的……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将这个消息听在耳里的黄慕兰紧张地琢磨，酒槽鼻子，九个手指头，忽然脑中闪过一个人——中央政治局主席（党内习惯上仍称“总书记”）向忠发。

　　发现这件事的黄慕兰借故头痛脱身，回家后立刻将消息传给了潘汉年，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

　　第二天，周恩来召见黄慕兰，一见面就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他还夸赞：“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

　　在很长时期内，向忠发叛变一事未被中央公开过，直到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谈及此事时，才点明了黄慕兰的姓名和作用。

　　向忠发一事后不久，陈老太爷和陈志皋就将关向应保释出来了。黄慕兰回忆说：“1931年，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和营救关向应出狱这两件事，是我自己和党的历史中都非常重要和值得回忆的。”

　　之后，黄慕兰继续参与营救工作，包括营救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陈赓、廖承志等人，另外，1932年3月初，委托巴和律师在《申报》公开刊登“周少山启事”，替周恩来辟谣“伍豪脱党事件”，粉碎了敌人污蔑党中央领导人的阴谋。黄慕兰的这些工作，都离不开陈志皋的支持。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爱，而那时黄慕兰还念念不忘等着中央派人来接她去苏区与贺昌团聚，便以家世高攀不上为由婉拒。

　　黄慕兰将此事向党组织汇报，刘伯垂和赵畹华反复思考商量后，极力玉成这桩特殊的婚姻：“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给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加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

　　于是，一段特殊婚姻与特殊工作的联结就此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