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震中遭受毁灭破坏的映秀镇。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四周年纪念日。

　　四年，如果将时间换算成不同的单位，那就是48个月，或者，208周5天，又或者，1461天。

　　数字越是细化，哀伤愈加具体。又一年祭祀重来，对于那些曾经接近过地震的人来说，地震永远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平静如何被打破，又如何重建？

　　中学生、政府官员、志愿者、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父母，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人，在地震之后成为一个共同体。他们这些年如何度过？地震怎样改变了他们？

　　时间拉开回忆的距离，更见灾难的创痛。

共同经历地震的时刻

　　2008年5月12日，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17岁的高二学生薛枭正坐在4楼教室里上课。化学老师唐三喜刚布置了几道习题，教室里很安静，班上45个同学都在埋头做题。

　　忽然之间，教室剧烈晃动起来，薛枭和几个同学赶紧钻进桌底，几秒钟后，整个教室垮塌。薛枭觉得脚下一空，人直往下掉，轰轰几声巨响之后，四周变得异常安静。

　　同一时刻，正在汶川县政府大楼里办公的常务副县长张通荣感觉到整个房子的摆动相当大，他知道地震不小，汶川县委书记王斌在财政局，他们同时跑到外面的十字路口。当时，看到几乎县城所有人都从屋子里往外跑，全部涌到街上来了。

　　据张通荣后来对媒体回忆：“情况很乱。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紧急调动部队，避免这种混乱制造更大的灾难。县里能支配的部队有三股：消防大队，森林警察，汶川武警县中队。但人手很少，总共也就50多人。想打电话通知，一试，通讯已经联系不上了。当时也没法跟上级汇报这些情况，我让我的驾驶员跑到汶川县城北面的燕门，去通知三队人马，让部队迅速集结。

　　我们试过跟外面联系，整个汶川有2台卫星电话，林业局1台、森林警察局1台，2台都试了，不知道是地震原因，还是山区阻隔，一天内，我们有人不停打，都没打通。我们意识到，汶川跟外界完全中断联系了。

　　……

　　我做出了第三个应急命令：在15点10分，下令对县城里所有的物资全部管制，由政府调用，大的超市、油库及液化气站，全部由部队实行军管。“

震后第一个白天和黑夜

　　地震之后，薛枭就被埋在一片黑暗之中，右手被一块预制板紧压着，双腿也被两块水泥板挤压住。

　　“我是龙锐（音），还有谁在？”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我是李春阳”、“我是肖行（音）”……十几个声音陆续响起，熟悉的声音让薛枭镇定下来。(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慌乱过后，薛枭感觉口渴。不知哪位同学在废墟中刨出一个塑料杯子，里面有兑好的糖水。有很多同学要喝，大家约定，每个人都只喝一小口。杯子传到薛枭手上时，他只喝了一小口，杯子就空了。

　　而这个时候，汶川县的副县长张通荣正指挥着人在半天时间从废墟里抢出了650件水。超市和油库都空着，根本找不到老板，就派部队把门撬开，再贴上公告，“超市已经被政府接管，震后再由政府支付费用”。

　　这半天过去后，黑夜将来临。这让人觉得恐惧。

　　张通荣回忆说：“17点左右，我们就有一个担心了，天看着快暗下来了，晚上汶川县城会是一片漆黑，黑暗对这时县城的3万人来说，是心理上的巨大考验。但是汶川县城有限的发电机都被少数个体经营户锁在屋子里，人去屋空，我们也无法得知这些发电机的具体分布，最后指挥部想的应急办法，是让军队从超市搜集所有手电筒、蜡烛发到老百姓手里，老百姓收到时候都鼓掌说，'有亮就好了，有亮就好了'.”

　　地震后的第一个黑夜如期降临。

　　而在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在薛枭被埋的废墟里，为了让大家不睡去，同学们开始唱歌，定下的规矩是：一个人唱两句后，下一个人接着唱。轮到薛枭时，他忘记了歌词，接不上去，乱哼了几声，黑暗的废墟里竟然响起断断续续的轻笑声。

　　这天晚上，薛枭没有睡觉。

等待救援的日子怎么这么漫长？

　　5月13日一早，在薛枭被埋的废墟里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同学们数了“1、2、3”后，一起大声呼救：“这里有人，快来救我。”救援人员发现了他们。

　　外面的人在救援，废墟里的同学们开始互相鼓励，说得最多的话题是出去以后想干什么。有人说出去要先喝水，有人说要去买喜欢的东西。

　　同学们就这样闲聊着，让薛枭感觉大家像是聚在某个午后的下课时分。他安静地听着，没有参与，“只要能出去，干什么都好”。

　　5月13日的白天在期待中过去，薛枭感到困倦了。他对身边的马小凤说，“我就睡两分钟，你记得叫醒我。”马小凤不同意，她使劲喊着薛枭的名字，不让他睡。薛枭答应着，强撑着没睡。于是，同学们都开始互相喊着名字。在这一次报名中，有两个同学没有了回应。

　　5月14日晚上，被埋的薛枭没有支撑住，太累了，他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他听见同学李春阳在大声叫喊他的名字，随后，又有一根棍子使劲捅到他身上，把薛枭捅醒了。李春阳说：“你把我吓死了，喊你半天都不说话，我以为你也不行了。”

　　5月15日下午6时许，救援通道打通，马小凤被救援人员拉了出去。薛枭听到马小凤冲着他大声喊：“坚持到底。”

　　被埋80个小时后，薛枭成功获救。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想喝冰冻的可乐，就是这句话，逗乐了悲伤的中国。

2008年5月25日下午，从废墟中救出薛枭的中国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队员如约给他送来了可乐。南都记者 范舟波 摄

　　然而不为人知的悲伤在蔓延。2008年7月，薛枭应邀到天津南开大学演讲，这是他灾后首次接触到学校场景。“看到学校路上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说笑，我一下想起他们（同学）了，偷偷躲到湖边，放声大哭。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再也回不去了，再也见不到了。”

志愿者在行动

　　2008年5月19日，志愿者刘猛带着两件T恤衫就来到灾区。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前一年，工作过度劳累曾导致病情严重发作，迫使刚刚33岁的他不得不在河北经贸大学心理中心教师的岗位上病休。地震前，他正在北京过着相对轻松的生活——为心理咨询师做指导，报酬是每小时1000元，领带挂满一柜子。

刘猛

　　当刘猛到达都江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两个月后就回去”的计划是不可能了，他辞掉北京心理机构的兼职工作，不再想什么时候会离开。“好像完全没有选择，并没有经过思考，如果有选择的权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不留下来。”

　　“哗地来了，哗地又走了。”他排斥这种“没有定性的躁狂状态”，用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队队长富永良喜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保证对灾民进行持续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团体，不可以直接和灾民接触”。对于违反这个心理学最基本原则的那些心理咨询师，他认为是缺乏对这个专业起码的敬畏之心。“选择了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就变成了你本身。遵从它的规定性，才能够坦然面对自己。”

失去孩子的父母

　　在地震中，祝俊生、叶红梅夫妇失去了他们的独生女儿祝星雨。祝俊生总是说，自己如果坚持救孩子，会不会是另一个结果呢？地震发生时，他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孩子在废墟底喊：“爸爸，爸爸，快来救我。”祝俊生说：“女儿你等着，爸爸救你。”后来一拨专业救援人员劝说家长离开废墟，由他们施救，结果孩子还是遇难了。

　　而叶红梅有事没事就看手机中的一段录像——女儿做算术题时偷着数手指头，妈妈把“作弊证据”偷录下来，女儿被揭穿之后不好意思说话，只是低头笑。

　　地震后他们搬到板房区，祝老四开始搞装修，干一些零工。再生一个孩子成了祝俊生、叶红梅夫妇最大的愿望，也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重压。

　　叶红梅属于高龄产妇，选择试管怀孕，每次花费3万元左右。2009年，她的第一次试管生育失败了。

　　就在这时候，独立纪录片人范俭遇到了他们。这年10月，他决定以再生育夫妇为主题拍摄自己的纪录片，带着自己借到的钱开始了第一次拍摄。“汶川大地震69227位遇难者中包括5335名学生，也就是说，像祝家这样的丧子家庭有五千多个，他们绝大部分准备再生育。”范俭说。

汶川大地震69227 位遇难者中包括5335 名学生，丧子家庭就有五千多个，他们绝大部分准备再生育。（刘猛图）

震后，各自重建人生

　　生活还在继续，重建也在继续。

　　2009年7月，“可乐男孩”薛枭收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海财经大学招生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教学上，学校将对薛枭和其他同学一视同仁，并不会刻意照顾；在生活上，会给他安排楼层较低的寝室，如果他到校以后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学校会认真研究。

　　2010年春天，失去孩子的叶红梅正式开始第二次试管生育的尝试。夫妇俩一心想再要个女孩儿，“生儿子就是女儿永远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祝俊生泪眼汪汪地说。医生很严肃：不能选择性别，那是犯法的。祝俊生说，如果自己跳楼女儿能回来，他就跳楼。

　　两人最后一次免费试管生育失败后。叶红梅却意外怀孕了，是自然受孕。祝家夫妇把范俭带进了产房。2011年5月20日，当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响起，端着摄影机的范俭忍不住热泪盈眶。祝俊生看到新生命，嘴上不停地说“哦，嗯，好，挺好”。第二天夫妻回到家，看到女儿的照片，祝俊生终于又绷不住嚎啕大哭：“女儿啊，你再也回不来了……”

　　而志愿者刘猛则一直在服务，2010年5月12日凌晨6点，60多名“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从北川擂鼓镇出发，默默走向北川县城。这段路程，正好是5公里多一点点。这些“5·12默行者”，用默哀行走5.12公里祭奠遇难者，同时为汶川大地震两周年作证。

艰难的重建

　　2011年7月26日，已任汶川县县长的张通荣终于得了空，参加了汶川龙溪羌人谷的开寨仪式。他给寨子里的乡亲们唱了首歌，“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了”。在此之前，他一直被国道213都汶段公路压得喘不过气来。

　　国道213都汶段，原有的大部分路段在汶川地震时都被掩埋了，现在的公路已是灾后重建。(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这条路对汶川和阿坝州的意义不言而喻——它是阿坝州与外界连通的重要交通要道，是整个阿坝州生产生活、灾后重建、九寨沟黄金旅游线的运输“主动脉”，平均每天有上万车辆通行，被称为“震中生命线”。它也成了各级政府关心震区的政治标签。

　　震后三年，这条“生命线”却年年遭毁、频频中断，“生命线”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生病线”。

　　张通荣坦言：“为了抢通这条生命线，我们可以说是不计成本。”今年的两次大规模泥石流，“保守估计，光汶川县的应急抢险的费用就超过了1.5亿元，而省交通厅、水利厅、国土厅等部门的应急花费还不包括在内。”

　　张通荣的设想是，213国道都汶段沿线的地质灾害重点工程一个个做下去，三五年的时间，重点都能获治理。“到那时，生命线就真的安全了。”这同时意味着，类似的地质灾害在这条生命线上，至少在三五年内都还会不断出现。(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汶川向哪里？

　　2012年2月20日，四川《华西都市报》报道称，为进一步增强旅游综合实力，提升旅游产业品牌地位，汶川县启动“汶川映秀5·12震中纪念地”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工作。

　　消息甫出，争议顿起，许多网民质疑：在震中遗址上建5A景区是“伤疤上文身”，“用灾难来创收”，会伤害灾区人民的感情，更是当地官员的“政绩冲动”。

　　汶川县县长张通荣每天都密切关注着网络舆情的恣肆、蔓延，他坦言在遭受巨大压力的同时倍感委屈：“我们发展旅游，争创5A景区，有着很深厚的背景和现实选择，是经过充分的论证和谨慎的权衡的。”

　　在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时，张通荣称，“汶川5·12震中纪念地5A景区”并不仅仅特指映秀震中遗址，“它只是计划景区中很小的一部分”。汶川县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该5A景区事实上是在整合映秀、水磨和三江景区的基础上创建。

　　事实上，这个5A创建计划只是汶川震后押宝旅游业的重要一环。

　　5·12大地震前，汶川本身土地资源稀缺，震后耕地大面积被毁，土地更为紧缺。据统计，仅映秀镇受灾耕地面积2096亩，灭失耕地953亩，涉及村民1046户3602人。

　　工业也优势没有了，“老百姓过去没有土地还可以到工厂去打工，现在这条路堵死了，发展旅游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张通荣说。

　　汶川县决策者们的压力正在逐步消减。2012年3月5日下午，汶川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在该会上再次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发展旅游，创5A景区计划不会改变。

　　张通荣将外界质疑看作是一种道德强制，“许多网民没到过汶川，对这里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将'道德洁癖'强加给我们，伤害了我们自我选择的权利。……汶川的发展不会屈服于外界的道德绑架。灾区老百姓连最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你会心安吗？无论从道德或其他什么层面来约束他们发展，是更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