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逐渐成为青年人群体中僵持不下的两种声音时，“80后”林炉生已经完成了北上求学—留京工作—离京返乡—公益创业—再度北上深造—扎根乡土的历程。离开北京，回到福建，投身乡村建设，他称之为“离开北上广，重建桃花源”。

土楼

　　一直到9岁以前，林炉生都住在福建乡村的土楼里。

　　这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都独具特色的大型民居建筑，能容纳上百、甚至上千名家族成员聚族而居，是东方血缘伦理的见证和象征。土楼形似堡垒，也的确具备防御土匪、野兽的功能，民间盛传冷战时美国人曾通过卫星照片发现这些“不明建筑”，误以为是核弹发射井而紧张万分。

　　林炉生住过的“陶淑楼”，是球探体育比分：漳州市云霄县内龙村最大的一座环形土楼。在他的印象中，土楼冬暖夏凉，三十多户人家住在一起，人情味十足；楼前有个大池塘，一到夏天，孩子们就成群结队跳进水里洗澡。

陶淑楼

　　村里老人说，“陶淑”是“逃宿”的谐音，因为南宋末代皇帝曾避难于此。传说虽不可考，但陶淑楼无疑已经上了年纪：据文献记载，陶淑楼最近的一次大修是在1924年，此后仅有住户各自零零散散的小修；多年的风吹雨淋使得屋顶和墙体受损严重，梁柱因蛀虫而坍塌，连成一片的土质结构开始接二连三地倒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条件的人家陆续搬离陶淑楼，炉生家也早已住上新盖的楼房。自宋元以来在闽南、闽西山区传承了数百年的土楼，现在因为人们不再有集体防卫的需求、从大家族转向小家庭的居住模式的改变等原因，命运受到现代化进程的挑战。昔日热闹的“陶淑楼大社区”，如今只剩一半住户，许多是老人，他们年事已高、经济能力有限，面对漏雨的屋顶和破败的墙垣也只有无奈。而内龙村的另一座方形土楼已经塌了一半，村民在原处盖起新房，土楼就成了半新半旧的奇怪组合。

　　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时名声大噪；然而综合考虑位置、规模、代表性等因素后入选“世遗”并受到保护的土楼仅46座，在福建地区的3000余座中只是很小的部分。“一部分土楼得到了商业开发，但还有许多土楼和陶淑楼类似，缺乏修缮保护资金，面临破败和坍塌的风险。”林炉生说。

林炉生（中）和村民

返乡

　　起初村民们并不相信，会有人义务来修他们的破旧土楼。林炉生刚从北京辞职回乡时，乡亲们也不太相信他，“又不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哪来的钱给别人修屋子？”

　　此时的林炉生已经从事公益近十年。在北京读大学时，他跟着社团到各地乡村支教、调研，留校工作一年后就辞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后勤部门的稳定工作，创办公益机构“农民之子”，致力于流动儿童教育。2010年，他又创建燕山学堂，实践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2014年——那会儿“逃离北上广”还没有成为热词——他便离京返乡，将两家机构交给同事，自己又在福建创办了美和公益。

　　“对父母是连哄带骗，自己在创业初期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林炉生说。但是在北京的十年探索，让他对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切的向往。“在一线城市生活有‘新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本身就是很多人打拼的目标，同时也是巨大的压力。但是回到乡村，花很少的钱就能住得舒适；教育方面，我认为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不一定要到最贵的学校，大自然、生活、社区，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教育场域。至于医疗，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从源头上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解决了‘新三座大山’以后，人就不那么盲目和焦虑，对待生活从容淡定了许多。”

　　2015年底，林炉生在家乡发起“好厝边”（闽南语意为“好邻居”）计划，从“陶淑楼”入手，推进乡村的居住环境改造。他通过线上众筹募集了10万元，请来北京和厦门的建筑团队设计方案、考察测量。林炉生在北京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建筑师贾莲娜夫妇常义务前来帮忙，但往返的成本太高，于是转而培养福建本土的青年建筑师。他们找到厦门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一面协助做村庄的规划设计，一面作为实践学习，有的还准备以陶淑楼为题写作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