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学教育有什么用呢?
理查德·莱文在他的演讲集《大学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中这样提到,耶鲁致力于领袖人物的培养。在莱文看来,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通识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
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这,才是莱文心目中耶鲁教育的目的。
正如《大学的观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的作者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说:“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
职业和做人
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五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
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按照这种我们熟悉的价值观,这个故事实际是想抬高中国人、贬低印度人,也包括贬低美国人,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比较极端的是,不少中国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国大学读书后,又偏偏要他们花大学四年学会计,这的确是“硬技术”,对找工作最便利。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实际上中国会计规则跟美国不完全相同,学完美国会计规则,到了国内还要补课才能做会计。而且像会计这种职业性这么强的专业,根本不需要到美国大学去花钱学四年,在国内的技校就可以学到,然后在国内考会计资格,那样既省钱又更实用。
这些朋友说,他们担心子女毕业后不好找工作,会计好找工作。如果是这样,国内技校不是更好吗?而且,退一步讲,如果只是为了找工作,麦当劳不是有很多工作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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