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裁难以弥补市场损失

　　近年来，为激励自主创新，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政策倾注度确实在不断提升，2014年11月我国首个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履职，就是个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

　　但是，知识产权的维权“时间长、举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确实存在。例如去年年底，琼瑶诉于正的侵权案终审落幕，琼瑶虽胜诉并获得赔偿，但败诉方因抄袭而获得的利益却远超于赔偿金额。更由于侵权案举证上有难度，法律程序复杂，“赢了官司、丢了市场”的情况相当普遍。

　　而若版权保护缺乏，剽窃效益远高于违法成本，那即便是那些有能力创新者也会没动力去创新，能搞原创的也会奉行“Ctrl C+Ctrl V”的抄字诀，在辛苦地创新、便捷且低风险的抄袭之间选择后者。如果投机的歪路捷径俨如坦途，谁还会走远且艰辛的正路？

　　现实中，有些号称原创者，其实仍是“对既有模式无版权情形下的盗用加细枝末节处的少量改动”，玩的仍是所谓“向经典致敬”的套路，以期规避侵权风险。如果说，引进模仿是“拿来主义”，那这没有授权的不引自取，连合理的“拿来主义”都算不上。它因循的是“窃书不算偷”式的孔乙己式逻辑，但这难掩“偷”的事实，也必然会对获得版权独家授权者的权益造成损害。

　　日前，经历诸多纠纷后的歌唱选秀节目《中国新歌声》在浙江卫视[微博]播出，除了没有转椅、改了舞台，还是原来的导师、原来的赛制、原来的味道。从普通观众的角度，没有人在意这个节目是哪家公司制作的，大多也并不了解版权问题，只要有节目看，大家通常就欣然接受。观众接受的后果就是，一档原本并不名正言顺的节目依旧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而版权在手的唐德公司却可能在竞争对手“先发制人”的策略下丧失大部分优势，徒有一张高价购得的“权利宣言”。

　　所以，在电视制作领域的版权之争，法律的底线难以解决复杂的利益牵涉和变幻莫测的市场口味。尽管经过普法课之后的灿星制作也表示，将花大力气进行原创。但我们需要怎样的原创？如果更为通俗的理解，那就是要使得“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改变过去“拿来主义”的“中国模式”，注重原创的“中国内涵”。这个过程中所提倡的原创，核心便是完全摒弃过去的“山寨文化”，需要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要进行原创，都要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而这，其实也是“原创”这一词汇的基本要求。

　　“好声音”版权之争或成经典案例

　　如今，旷日持久的“中国好声音”版权之争，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试金石。“中国好声音”作为国内最大音乐选秀类综艺IP，以及这起事件众说纷纭的影响力，必然会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代表性案例。

　　事实上，该事件自进入法律程序后，尽管终局性裁决还没出来，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也给出了落锤定音的诉前裁定：先是6月20日做出诉前保全裁定，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首张诉前禁令，责令前四季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方、已丢掉“好声音”模式版权的灿星，立即停止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等字样的节目名称和相关注册商标；后是针对灿星方面提出的复议，7月4日做出复议裁定，维持原裁定。法院方面还就几个焦点问题，在官方微信公号上给出了充分解释，这也被视作公开公正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标杆。

　　这份裁定也契合很多人的预期：此案中的版权归属、侵权赔偿责任等实体问题裁决，当然有赖于涉事各方的证据。但从常理而言，灿星跟原版权方未达成续约协议后未出分文，还能延续“好声音”的红利，这显然不合情理，对花了大价钱买下“好声音”版权的唐德公司也不公平。

　　可以肯定，如果该案中的知识产权方权益能得到充分保障，那将起到示范作用；而若结果相反，那也会释放出某种信号，这种信号连接的，或许是破窗效应下的侵权效仿，而这无疑将为中国电视产业未来的发展埋下一个巨大的陷阱。

　　正如广电总局一再强调的那样，保护版权和尊重原创是相辅相成的，不尊重版权何来原创？只有全社会都尊重知识产权了，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自主创新中来，才会激发更多人的创造力。尤其是在世界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实践日益严格的情况下，只有诚心诚意的原创才有未来，任何侥幸心理都是不可取的。从这个意义来讲，社会关注“中国好声音”，所维护的不只是一档电视综艺的版权，更是维护广电节目自主创新的未来，维护的是对所有创作人的尊重和致敬。

　　“中国好声音”版权之争，其实也是种启示：鼓励原创，得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前置条件；那些罔顾知识产权、带有剽窃印记的“原创”，本质上是伪原创，也理应被版权保护的“火眼金睛”识破。只有尊重知识产权——无分它是原产的还是舶来的，都置于法律框架下一视同仁地予以保护，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才是激励原创的“正确打开方式”。

　　□守愚（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