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他，叫洪惠馨

　　福建南安人，1935年出生，集大水产学院教授，曾获国务院表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他，是钵水母专家

　　长期从事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和渔业资源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发现并命名“西沙无棱管水母”；曾受国家委托，与人合著《中国动物志》中无脊椎动物第二十七卷

　　他，促成集大组建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曾联名提交《关于组建集美大学的建议》，促成了集美大学的组建

　　【纪事】

　　在洪惠馨教授位于集美大学的几十平方米工作室里，整排书架满满当当，里面摆着大大小小各种尺寸的瓶瓶罐罐。这些玻璃容器里装的是他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收集的各类海洋浮游生物的标本，其中就包括种类繁多、各式各样的钵水母。最小的钵水母，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而最大的，直径比一般饭桌还要大。

　　洪惠馨介绍说，在海洋浮游生物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并不重视对水母的研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国家不认为钵水母有什么用。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陆续发生水母蜇伤人、水母堵住航空母舰进水口等事件，人类才开始认真研究这种已经存在了5亿多年的生物。

　　而说到洪老为什么“看上”钵水母，并将其作为毕生研究的课题，则是一个阴错阳差的故事。

　　“准医生”被水产学院截留，开始研究海洋生物

　　“我原本是要当医生的。”洪惠馨老先生是厦门大学生物系1958年的毕业生，那一年，洪惠馨听到自己的毕业分配去向——上海第一医院。很快，学生理卫生的他和同班的一个女生坐火车到上海。女生被分到上海水产学院。

　　“我们先到水产学院，结果学校说，我们要两个人，你们怎么才来一个人。”洪惠馨笑了，女生是有男朋友的人，结果学校以为他俩是一对儿，阴错阳差把两个人都留下了。

　　很快，洪惠馨便明白，为什么学校要两个人——1958年年末，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海洋普查就拉开了序幕，急需水产方面的专业人才。“那时候还没有国家海洋局，我们跟着部队出海，穿着没有军衔的军装，在东海区干了一年半，基地在舟山。”

　　“那个年代，条件太艰难了，有些海域是国民党控制的，可以考察的地方很小。”洪惠馨说，他们当时的研究几乎没有基础资料，到底我们国家有多少种鱼，多少种虾蟹贝类，完全是空白。

　　而钵水母其实并不是那次海洋普查的重点。纯粹是出于“喜欢”，他留下了打捞上来的水母并做成标本，开始研究它们，陆续发表研究文章。年轻的洪惠馨爱好美术，常常自己对着显微镜，画出水母的解剖图。这些“无心插柳”之举，使他成为国内最早研究钵水母的专家，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国家要编写《中国动物志》，马上找他来牵头写钵水母。

　　一年好几个月耗在海上，生活跟渔民差不多

　　在妻子王理琴看来，海洋生物研究者的生活跟“渔民”差不多，一年中丈夫不在家的时间有一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值第一次全国海洋普查期间，洪惠馨回不了家，直到儿子8个月了，父子俩才见上第一面。

　　“她很不容易啊，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洪惠馨说，有时候出海回来，衣服上满是寄生虫和血，自己没有空清理，都是妻子一件件洗净、晾干，帮他放进箱子，等待下一次出海。

　　文革期间上海水产学院搬到厦门，变成厦门水产学院。洪惠馨随着学校搬迁的100多人回到福建老家，从事海洋生物的教学，并继续钵水母的研究工作。集美大学的林利民教授是洪惠馨在厦门的第一届学生，后来成了洪惠馨的助手，他也是钵水母的研究者。明年，林利民即将退休，这让洪惠馨常常对着一堆瓶瓶罐罐感叹:以后这些东西不知道要传给谁？

　　“我希望上帝让我多活几年，好让我再研究下去。”快80岁的洪惠馨没有休息，仍然走在求知的路上。

　　【成就】

　　他命名了“西沙无棱管水母”

　　传奇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综合楼四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成百上千个贴着标签的广口瓶里藏着一个低调的传奇——这里是全中国钵水母标本种类最多最齐全的地方。此前，洪惠馨教授从没有对外刻意宣称过这一点。这个“秘密”是我们在采访中意外发现的。

　　近期，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洪惠馨出版了《中国海域钵水母生物学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它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中国海域钵水母生物学及其与人类关系的专著，被认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说起钵水母，很多人也许“一头雾水”，实际上，我们都吃过的海蜇，就是钵水母家族的成员之一。钵水母是一类极其古老而低等的动物，全世界约有200种，中国目前发现有45种，这45种在洪惠馨工作室里都能看到。

　　某种意义上，洪惠馨可以说是国内钵水母研究方面的“奠基者”。他曾受国家委托，与另外两名研究者高尚武 、张士美合著《中国动物志》中无脊椎动物第二十七卷，第一次摸清了我国刺胞动物门水螅虫纲、管水母亚纲和钵水母纲的“家底”。

　　上世纪70年代末，一种叫“西沙无棱管水母”的新种，由洪惠馨发现并命名，那是他当时在西沙群岛开展鱼类及海洋生物调查时，所取得的重大发现。

　　【侧记】

　　能做研究“陋室”亦足

　　洪教授的家在中山公园附近，是一幢老别墅。从围墙外面看，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宅大院”，而走进围墙，才发现这幢别墅和“富丽堂皇”没有什么关系:院子里随意长着些花草，墙边支起晾衣服的绳子；一楼厅堂不开灯就像是晚上，必须猫着腰走上一段逼仄的楼梯，才能到二楼的起居间。

　　在起居间，好些家具用品看起来也很有些年头，洪惠馨的太太王理琴说，桌子上垫着的那块玻璃，还是几十年前从上海搬家时带过来的。至于房子，是老一辈留下的家产，不能变卖，真要内部修整起来，费用方面又是个“无底洞”，于是，洪氏夫妇以“不变应万变”，在老房子里住了几十年。

　　据说曾有一位爱到知识分子家里做客的中央领导，来洪惠馨家时“委婉”地评价说，洪教授的屋子是其见过“最朴素”的。洪老自我解嘲说，哪是最朴素，就是破烂！

　　他说，我们这一代苦过来的人，对生活没有更多要求，能够做喜欢的研究，还有什么不满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