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伤害
如果不是吴春明四处散播“汀洋”是“神经病”,她或许不会在网上“举报”他。从被吴春明上下打量,到被吼哭,再到温柔关怀,动手动脚,“汀洋”终于选择不顾后果的决裂。
她把事情上报到了院里。当着父母、吴春明、院领导等七八人的面,她大骂吴春明卑鄙无耻下流。即便如此,院里并没有对吴春明做任何管束,院党委书记说“别说了”。
“汀洋”、“青春”在网上举报吴春明性骚扰后,吴春明一直保持缄默。7月14日,网络上一度传出,122名历史系学生发联名声援吴春明,称赞“吴春明老师治学严谨,关心学生的生活”这让“汀洋”感到可笑,“吴春明不是一人在战斗”。厦大某位周姓教师同样力挺吴春明,发微博一再强调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东南考古、海洋考古与百越史研究权威,中国东南学派的嫡传中坚”。而某考古女教师、吴春明曾经的学生也公开宣称,“学者只要学术做得好,即便天天通奸都无所谓”。早在1990年代,厦大历史系就有人举报吴春明的恶劣行径,后又有老师联名举报,但吴春明都安然无恙。
厦大的事情发生后,一位女教授曾跟李思磐谈起这类事件的处理说:“很难处理,法不责众!往往要被处理的人,都是有地位的。”她提到周围的男同行,曾经毫不避讳女教授们在场,谈论举办学术会议时直接说“把你的漂亮女学生带来”。
“难道名师嫡传、学术成就可以成为侵害他人权益的后盾、败坏师德、戕害学术社区的免罪牌?”李思磐曾深入访谈过两位受害者,她发现她们已经表现出“习得性无助”。这是性骚扰研究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词,意思是被侵犯的女性,特别容易表现出觉得自己无力抵抗和逃脱的心理特征。
不过,华中师范大学的性学教授彭晓辉并不认为学术性骚扰大规模存在,“这只是个案,不能以此污名化一个群体”。“性骚扰法律基准的缺失使得很多侵害难以认定,”对这个国家性文化背景有深入了解的他认为,“受害者无过错是条原则,但在中国却容易给她们造成二次伤害。”
经常代理此类案件的李莹律师发现,高校性骚扰案件的共性来源于“交换性性骚扰”,老师依仗优势地位、权力控制关系,利用学生对其在成绩、毕业、就业等方面的依赖,进行胁迫、威逼,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往往不止一个学生受害。但很少有学生站出来,社会环境对她们不包容,很多人对受害者存在偏见,“认为肯定是你有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好像被性侵的女孩就脏了。”
微博上发言后,“青春”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之前东方卫视在节目中电话采访了她,声音没做处理,这让她压力很大,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当时我们一再要求,但是他们没做到”,李莹律师说。
今年教师节当天,迫于“厦大吴春明性骚扰女学生事件”迟迟未果,“新媒体女性”等组织发起了256名学者联署,致信教育部,要求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还给厦大校长写了公开信,要求厦大率先建立相关制度,作出表率。
2005年12月,“禁止性骚扰”第一次写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并且明晰了五类具体形式: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
“但是不完善,法律权利规定的并不是很明确,”李莹律师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主要针对职场、工作场所,“但高校并没有专门的规定”。
在厦大性骚扰事件后,今年10月9日,教育部刚刚划定了师德的“七条红线”,其中包括“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李莹和她的律师同行很欢迎这个规定,但同时也感到无力,“从老师师风师德的角度看,毕竟只是个人道德层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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