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山海辉映的黄厝塔头村。

　　厦门岛环岛南路的黄厝塔头，是厦门最早的渔村聚落之一，也是厦门岛内最后一个闽南村落。

　　鲜为人知的是，塔头不仅是“厦门科举第一村”，还藏着海丝有关的传奇故事。史料记载，黄厝塔头是明末厦门海丝贸易的重要据点，参与了大航海时代环球贸易的丝路传奇，在中国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随着塔头城中村现代化改造，塔头的传奇故事开始被发掘并广为人知。解元林奇石、进士林亨万、进士林翼池等曾经闻名遐迩的人物，诉说着海丝往事，叠藏着厦门城600年流变的传奇。如今，沿着塔头路芒果大道一路前行，塔头会客厅成为展示塔头文化的社区共享空间，塔头的故事也从这里重新开始。

海商聚落底蕴深厚

　　思明区滨海街道黄厝社区，现辖塔头、茂后、黄厝、溪头下、新村五个自然社。

　　黄厝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宋代以前。

　　塔头城之名“塔头”，源于相邻的塔头村。旧时村落西边山间有七层石塔，时有群雁飞来栖息其上，故称“雁塔”，有“塔影雁阵”之美称，村落名字由此而来。

　　塔头背靠云顶岩，濒临厦门湾，远眺漳州河，扼守于鹭江航道出入口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早在600多年前，这里就建有厦门岛内的第一个防城——塔头巡检司城，是厦门岛内早期人文发祥地之一。

　　黄厝塔头自古以来书香氛围浓厚、人才辈出。自宋代起，涌现出多位进士、解元，如解元林奇石、进士林亨万、进士林翼池和武解元林培荣等。

　　塔头林氏一族，北宋时由晋江马平传入，自成聚落。黄厝社区辖区内塔头、茂后、黄厝、新村（草厝）等自然社的林姓均衍自塔头林姓，故统称塔头林。

　　塔头派林氏，源属九牧二房容州刺史、岭南节度副使林藻（闽林十七世）后裔。在雁塔科第林氏大宗祠雁塔敬贤堂主厅，房梁上悬挂着许多刻有“进士”“解元”“举人”字样的牌匾。据林氏族谱记载，林励（闽林二十五世、锦马七世）自篮球比分直播：晋江马平徙居嘉禾塔头，发展迅速，传至五世均庆公，创立雁塔派，灯（堂）号为“雁塔”，因世多科第荣名，后灯（堂）号遂为“雁塔科第”，衍传至今，枝繁叶茂。

　　据《厦门志》记载，有明一代，塔头林氏的科举之盛为厦门岛上一时之冠。到了明清两代，雁塔林氏更是人文蔚起、科甲联芳，是当时岛内进士解元“产量”最高的村庄，因此也被誉为厦门岛科甲第一村。

　　雁塔林氏以此为出发点，播衍广泛，近者在九龙江下游等周边地区，远者跨洋过海抵达台湾、东南亚等地。

　　塔头是一个拥有悠久海洋历史传统、浓郁海洋经济气息、厚重海洋文化底蕴的地方。“这里耕地稀少，我们的先辈很早就以海为田、捕捞海货、贩洋经商、扬帆海外，这里堪称厦门岛内‘海丝第一村’。”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林氏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厦门雁塔林氏宗亲会会长林树山介绍，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明代进士林宗载。

　　林宗载，原名鬷言，字允坤，号亨万，嘉禾屿（即厦门岛）人。亨万属闽林三十八世、雁塔十四世，少年时，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他立志报国，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举，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初仕江西浮梁，因擅长治理升任京官，并在短短几年内升至太常寺卿，后见朝廷日非，急流勇退。

　　在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林氏委员会秘书长林进才编写的《厦门湾往事：明末大海商亨万传奇》一书中提到，林亨万告老还乡后，为解决嘉禾屿人民的生计问题，主张开放“海禁”拓展海上贸易，通洋裕国。林亨万不辞年迈，亲自参与并推动海上贸易，以厦门湾为基地，通过与荷兰人在日本、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将中国的丝、瓷、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推向世界，带动了厦门港的早期兴起，是当之无愧的厦门“海丝”先驱。

　　林进才认为，林亨万便是在荷兰文献中出现的人物Hambuan。

　　林亨万是不是Hambuan？

　　然而，对于荷兰文献史料中记载的这位中国商人Hambuan的事迹，海峡两岸学者均有所探讨和研究，且观点不一。

　　台湾学者翁佳音先生在1999年发表的《十七世纪的福佬海商》一文中，初步考订出Hambuan为同安士绅林亨万，其名“亨万”（闽南话发音Heng－ban），恰巧与Hambuan的发音几近相符，两人应属同一人。

　　明代末叶的天启、崇祯年间，厦门港不仅已逐渐将漳州海澄月港取而代之，而且迅速成为当时福建乃至中国东南沿海重要对外贸易口岸。

　　金门料罗湾海战之后，中荷双方开始尝试恢复贸易关系。在荷兰档案文献中提到，1633年11月，海商郑芝龙派出的三艘帆船抵达大员（台南），不仅装载了荷兰人所需的货物，还给在大员的中国商人Hambuan捎来口信。在荷兰档案文献中，首次提到Hambuan的名字是在1631年4月。

　　1633年12月，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及评议会鉴于料罗湾海战的失利，认为凭借武力和强暴无法直接进行对华贸易，于是决定派遣在大员的重要商人Hambuan作为信使前往福建，与地方官府商谈恢复彼此间的贸易事宜。在Hambuan的努力斡旋之下，福建官府随即为三艘中国商船发放了前往大员贸易的特别许可，中荷之间的大员贸易由此得以重开并迅速恢复。

　　从1631年至1640年底的十年时间里，Hambuan之名频频散见于《热兰遮城日志》（又称《台湾日记》）、《巴达维亚城日志》和《东印度事务报告》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文献之中。在荷兰文献的相关记载中，Hambuan是一位来自厦门、在大员（台南）贸易颇有声望的重要商人，他时常往来于闽台海峡两岸之间，在荷兰人与明朝官府之间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协调，因此，荷兰人把Hambuan看作是他们最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商人，而中国的朝野人士也对其所作所为颇为推崇和认可，从而使得其能够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内外局势下，为沟通和促进中外间的通商贸易往来，维护和争取中国海商的正当权益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对于Hambuan就是林亨万的猜想，学界也有不同声音。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桢认为，Hambuan即林亨万之说仍有疑义。他指出，Hambuan无疑是漳州港区大厦门湾一带的闽南人，他的籍贯并无记载，但有关林亨万的史料却十分翔实。

　　何乔远《闽书》卷九十一《英旧志》叙述同安县明朝科第，就有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年）举人林鬷言（改宗载）、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进士林宗载的记载。从康熙版到民国版的《同安县志》里，都有林亨万的记载。

　　此外，《同安县志》卷二十八《人物录·乡贤》中的林亨万传记，略云：林宗载，字允坤，号亨万，万历己酉（1609年）举人……丙辰（1616年）进士。初令浮梁……天启初以治刑入为兵科给事中，历户刑左右，进户科都给事……进太仆卿，摄太常事。庄烈帝即位……升太常寺卿，疏乞终养，归书还淳二字于里闾，优游泉石者十余年，年七十卒……

　　杨国桢认为，对照Hambuan的经历，荷兰人从未提到他有当官的背景，反而多次提到他用金钱礼品贿通官员的困难，连草莽出身的郑芝龙都不把他看在眼里。这与林亨万毫无相似之处。

　　2005年，翁佳音先生又发表了《十七世纪东亚大海商亨万（Hambuan）事迹初考》一文，进一步指明荷兰档案文献中不时出现的中国大商人“Hambuan”，应即中国文献记载的厦门士绅林宗载。1640年底，亨万在台湾因海难去世，标志着郑芝龙势力全面垄断东亚海贸，同时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贸易衰败的转折点。此观点得到海峡两岸学界的普遍认可，许多论著直接将Hambuan译为“亨万”。

　　翁佳音先生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亨万之事迹“虽稍有名目，但人名犹如谜一般，而且一直未被研究者深层钩沉、索隐”。

　　但对于Hambuan在沟通海峡两岸贸易及中荷交涉中的积极作用，杨国桢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从荷兰史料的分析中特别指出，Hambuan是一位具有经商技巧和公关能力的明末自由商人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