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陈洋认为，顺治皇帝是因病亡故于北京，是有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作为依据的。《延平王起义实录》抄本内的关于顺治死因的文字，尚未得到其他史料的证实，恰恰是历史学所称的“孤证”。

　　质疑

　　“顺治被炮击”源自史料，

　　却未见母本

　　据陈洋介绍，在南安石井发现的《延平王起义实录》，其复印本已被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收藏。这本手抄本系郑成功第九世裔孙郑叔成于1912年，根据祖上珍藏的原稿辑录而成。根据手抄本内容，2004年，关于“顺治被郑成功炮毙厦门”之说在厦门率先提出。

　　陈洋当时就认为，这一说存疑。原来，郑叔成在前言中注明，《延平王起义实录》抄录了四部原稿的内容，即《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海纪缉要》、《海外孤忠录》和《郑克土爽档案》。

　　《从征实录》手抄本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南安井鳌峰小学发现，现被保存在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发现时“末亦有缺文”，文中均以“杨英从征目睹为标准。” 1931年，中央研究院根据原稿的影印本整理出版《从征实录》。《延平王起义实录》与顺治死因相关的段落，恰出自《从征实录》，即“户部都事杨英呈稿”。

　　据介绍，杨英是郑成功麾下所设置的六官之一，称为户官，职掌粮秣簿籍之事，追随郑氏十余年。他的《从征实录》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见闻，材料也都是录自各科案卷和书牍，是文史界研究郑氏事迹不可缺少的原始史料。

　　经对比、查证，2005年，陈洋在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对“郑成功诛顺治帝”提出质疑。他说，“无论是《从征实录》抄本原稿，或是中央研究院整理出版的《从征实录》，均没有顺治亲征亡于厦门的记载。那么，《起义实录》中‘以高崎之战伪虏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这些文字又是从何而来？”

　　“嚼字”

　　郑氏家藏抄本非文言，文字有漏洞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每个人写文章表达、手法自有不同，何况是“户都事”的杨英。陈洋在对《起义实录》中关于顺治死因的只言片语研读中发现漏洞，文字叙述语气、口吻均不似杨英。

　　手抄本写道：“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虏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密而不敢宣，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继位，言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及亡，但当时恍惚未敢信耳。”

　　陈洋说，“有人密启藩主”句，其一，“有人”为白话文句式，而杨英向来称郑成功为“藩”一字而已，“藩主”则为郑氏部将敬称口语。其二，“但当时恍惚未敢信耳”句，“但”之转折字，为白话文句式，文言文一般用“然”字。其三，“京中查无下落”句，难道说顺治亲征，竟秘密到清廷百官一概不知？其四，“京报谓初三日伪朝弃太师同安侯于燕京之柴市”句，杨英笔下尊称芝龙为“太师平国公”，此爵为彼先帝隆武所封，绝不敢径称清廷予芝龙之“同安侯”封号。其五，“顺治崩”句，郑氏既不承认清朝正统性，此处何以敬称顺治帝“崩”？

　　以上仅是细读该抄本文字发现的一些语句毛病，陈洋以为，事实上，抄本内的关于顺治死因的两段文字，并没有得到其他史料的证实，恰恰是历史学所称的“孤证”。

　　史料

　　礼部尚书录皇帝遗诏，“痘”字露玄机

　　“根据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顺治皇帝绝没有亲征过厦门。”陈洋的说法是，永历十五年初，郑军从金陵（即南京）仓促败回，达素领三省满汉水陆师精兵，大可一举剿平金厦弹丸二岛，完全无需皇帝亲征激励士气。

　　陈洋说，“当然，有文献记载郑军北征金陵时，顺治有御驾亲征的念头，但遭到皇太后阻止。清朝王室制度森严，皇帝不谕知朝廷而秘密潜出宫禁，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当永历十四年即顺治十七年四、五月间，清军进攻厦门并与郑军发生激战时，《清实录》有详细记载顺治此时在京中理事。”

　　邓恩一部关于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回忆录的叙述，也被陈洋引用作为顺治皇帝死因的佐证。这部西方汉学领域研究的名著，因立场较为客观公正而被大陆明清史研究学者所重视。

　　据陈洋介绍，汤若望回忆录中清楚地记载了顺治因天花死亡的经过，“他说顺治已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又在董鄂妃死后旷日持久和非常累人的葬礼和道场中耗尽了精力。1661 年2 月1 日，在董鄂妃死后四个半月，他感染了天花，三天后就死了。”

　　“至于《清实录》，作为包容朝廷政务之简笔概述，不可能将董鄂妃之事加以叙述，外加天花又是清初满人统治者最忌讳的病症，故亦略而不记。”，但陈洋发现，顺治朝礼部尚书王熙最终还是道出顺治病症，“王熙原文说，皇帝召见他拟写遗诏，云：‘朕患痘症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痘即痘疹，就是民间俗称的天花，如果不是皇帝亲口说出，王熙断然不敢冒杀头之罪写下以上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