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和他的《长城》无疑是一次“去作者化”的创作博弈,这是向全球输出“中国形象”尝试的必然代价。作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佼佼者,中国式大片的开启人,奥运会的开幕式导演,张艺谋多重精英身份的交叠使其在文化舆论场中的位置备受瞩目,甚至无形中背负了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这种全能印象也招致了观众对《长城》的情绪化批评。事实上,张艺谋在《长城》中被压制的创作权力使其区别于以往,需要我们重新建构评价话语及其评价体系。好莱坞的工业标准大幅限制导演权力,张艺谋也无法逃脱这种宿命。他本人也一再强调,《长城》作为一线好莱坞的重工业产品,在制片过程中自己能够掌控的东西有限。我们应该注意到,张艺谋是大陆第一位与好莱坞达成A级商业类型片合作的导演,《长城》也是迄今体量最大的中美合拍电影。这种工业试水的先驱行为,其重要意义并非美学旨趣的突破,而是为工业技术、标准尤其是中国电影工业化升级换代探路,本身具有前所未有的风险,可以说是张艺谋“难以承受之重”。
《长城》更像是张艺谋在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化转型语境下深入好莱坞体制的一次探索,而该片中凸显的制片权力和文化势差的矛盾将成为中美双方在未来长期合作过程中持续博弈的焦点。张氏作品的话题性仿似天生就与国际影响力挂钩,无论是个人化的艺术创作或是随产业化转型后的商业探索,从《红高粱》到《英雄》,再到《金陵十三钗》,都引发了舆论热议。《长城》是一部有中国电影人和电影资本介入的“好莱坞电影”,因此基于对张艺谋过往个人化电影作品的认知而对影片做出的评断,与喧嚣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现状形成的错位,使得《长城》在当前中国影坛的处境颇为尴尬。
从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复杂的社会语境、艺术语境分析,《长城》和《我不是潘金莲》的创作都是关于艺术、技术、资本、权力、政治、市场的多重博弈,其间彰显的二人努力的方向各异,并且与二人的创作前史也不无关系。
张艺谋出道的1980年代,电影界充斥着作者电影的理想主义光芒,第五代自然而然地扛起了艺术复兴的大旗,在国有电影体制的黄金岁月里短暂树立起独有的影像美学。冯小刚上世纪80年代中期虽已在影视圈崭露头角,但风格迥异于第五代的学院派作风,其创作深受通俗文化的影响,充满平民趣味。因而在1990年代风云突变,大众商业文化渐趋主流时,冯小刚则比第五代导演更为轻巧地完成了市场化转型。1994年,可以说是二人艺术生涯共同的分水岭,张艺谋夺得戛纳评审团大奖,到达其艺术电影造诣的高峰,但由于各种原因却又另辟蹊径,多少有点义无反顾地向商业主流靠拢。而冯小刚则以《永失我爱》从电视剧转战大银幕,文艺青年式的悲情故事并未获得市场青睐,反而是次年的《甲方乙方》建立了“冯氏喜剧”模式并开启了大陆的贺岁档电影文化。商业转型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电影本体的讨论式微,娱乐话语开始彰显乃至膨胀,关于导演之于商业和艺术的身份边界在其后20年里也逐渐变得模糊。张、冯二人都有着对商业电影和市场资本的敏锐洞察力,但是个人化创作形成的既定印象,决定了二人在产业化时代面临的批评遭遇。这也将会是中国电影在接下来很长时间的矛盾命题。(饶曙光 尹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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