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成了当下中国最大的社会变量。由这一变量引发的新传播技术,给中国的传播格局带来了深广影响,改变了中国媒体的结构版图以及运行逻辑。在互联网杠杆撬动的全方位巨变面前,在网络空间海量“流动性”面前,在瞬息万变的技术、市场以及日常场景面前,我们变得力不从心了。新传播技术引致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技术“活性”带来的不确定性。技术“活性”是指技术的解放功能。每一次技术突破所释放出的“破窗”能量,会让人们获得新的行动空间,也会带来新的缺陷和无力。这在互联网引爆的新传播技术中,表现得十分充分,互联网技术所释放的天量级的效能,也释放出远超我们智慧极限所能承受的不确定性。
二是网民行为的不确定性。人类行为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集群行为的不确定性甚大。原因在于人对自身行为既不是完全无知,由于行为主体掌握的信息不充分,无法做出周全的判断,造成了行为的不确定性。互联网突破了时间、空间以及线下社会关系的束缚,人的行为自由度更大了,不确定性更大。
三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如今,互联网釜底抽薪,对市场进行再组织,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市场的不确定性马不停蹄地被刷新,给每一位身处市场激流的泅渡者带来了挑战。
四是人为干预的不确定性。网络技术带来空前的“破茧效应”和“破窗效应”,突破了人的行动对时间、空间实在性的依附,颠覆了传统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关系再造,“网络社会”迅速崛起。新媒体赋权使曾经那些远在传播权力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在线下社会空间得不到的自由和权力,会转向网络空间寻找替代性补偿。原先由传统社会关系和权力逻辑规定的人的行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网民表达自由度激增,行为空间得到了大幅度拓展,行为的不确定骤然升级,系统“失控”的风险也更大。
五是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互联网技术刺激了知识的激增和信息的无序扩张,而人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匹配性的增长。基于超负荷信息概括的科学认知,不确定性会骤然升级。大数据理论与技术虽在努力解决认知和管理复杂性难题,但不能解决信息超载带来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
如何在现有认知和行为局限性下,获得对不确定性的最大程度理解与控制,显得尤为迫切。笔者认为,理解和控制这种不确定性,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发力:
首先,跟进技术进化节奏,洞察技术演化规律。互联网技术进化不是沿着线性逻辑推进,而是网状展开,有技术无政府主义的趋势,因此,把握互联网技术演化规律就显得特别困难。与此同时,也要对技术保持必要的戒心,警惕对技术的过度迷信,比如,须谨慎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乃至“算法”的迷思。
其次,洞察互联网语境下的市场逻辑,互联网语境下的市场逻辑涉及的关联变量甚多,引致市场不确定性的激增,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掌握关联变量的关系逻辑,探寻不确定背后的隐性机理。
再次,洞察网民的行为逻辑,减少人为干预的盲目性。在网络空间,网民行为受到其他行为主体的影响和牵绊甚多,其中的偶发性和不确定性扑朔迷离。揭示网民聚众行为的内在机理和奥秘,其难度超出想象。但是,求解网民“集体行动的逻辑”并非不可能。因此,这需要多学科的合力作为,眼下,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启程。在大片的未知领域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和掌握之前,人为干预的盲目性在所难免,由此引发的风险也不可能杜绝。
(作者系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原题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涛甫:有效应对新传播技术引发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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