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所了解的社科类学者的学术贡献,往往在于各种文献梳理,然后追求理论框架的优美、精细,现在很多还需要数学模型,加一大堆没啥关系的面板数据,最后得出一些结论和不痛不痒的政策建议。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有其专业格式,越来越八股化,如果不八股化,可能同行评议就已经让你out了。人员管理也是越来越“工分化”、数字化,工作内容不再重要,学术贡献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发表在什么刊物上,有几篇。这有点像过去的生产队,不看你的产品质量,只看产品数量。
这样的专业秩序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无趣,课题的管理和竞争也越来越封闭,成果越来越所谓“学术”化。教授自然成了“贫困教授”。而且,这样的教授不仅收入低,在思想上也贫困。学术已经变成了发表论文期刊和篇数的计数器,更为良性的评估已不再起作用。
既然良性的评估不再起作用,学术就不容于市场秩序。在市场秩序中,商学院备受重视,在商学院里,可以学到很多工作所需要的课程。很多学者在商学院反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通过网络技术,他们上一次课,录下来,就可以在网上让很多人去付费听课。
如果学术秩序日益封闭,就成了官僚秩序的一部分:完成工分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完成政府安排的课题申请,申请到课题比完成课题质量本身还重要;按照行政级别和任务完成量来获得报酬。在这样的秩序里,教授当然会很贫困,不仅是收入意义上的,还是“面子”意义上的。话剧《蒋公的面子》讲述了当年中央大学的一个传闻:兼任校长的蒋介石请学者吃饭,学者还有清高的资本,想想要不要去。现在如果蒋公请学者,学者必然趋之若鹜。
贫困教授要想不贫困,首先要在心灵秩序上让自己高贵起来。发达的专业秩序,要有高度发达的原始秩序,也要有高度发达的以权利为纽带的规则,从而形成与政治秩序、政府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良好对接。只有这样,教授才不会在经济上贫困,从而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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