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脱离农耕文明时代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城市就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阵地。总体而言,城市吸纳人才、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一个城市越大,在区域中的中心地位越明显,它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就越大。“大城市病”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较低水平,特别体现在城市化的质量上。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是城市化质量的一个标准。不过,对于什么是中等收入群体,很难给出一个确切标准。同样一个人的收入,放在三四线城市可以算是中等收入,放在一线城市可能就算偏低的收入。但是,那些有实力因为雾霾逃离城市的人,无论从个人心理认同上,还是社会观感上,大多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这些人逃离城市,无疑是对城市化质量的一种损害。
逃离雾霾,是个人的价值选择,往往出于理性。毕竟,与健康相比,外在的荣誉、收入乃至子女教育都可以放在其次。这种理性导致了人心的散失。在短期内,城市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城市精英选择离开,那么,人口增长就无法阻止城市化质量的下滑。长此以往,城市的锐气就会丧失,城市就会从发展的动力变为障碍。
治霾是长期化的工作,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也证实了这点。目前为止,很少有因为环境污染而衰败的城市案例。不过,过去没有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而且,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也堪称殷鉴。如何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让人感受到城市的善意,把人心留下来,是治霾本身之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何况,中国还没有什么地方达到了有资格逆城市化的水平。
只有把人留下来,特别是把“关键”的中等收入群体留下来,包括环境治理在内的城市发展才能持续地良性循环。逃离的人越多,参与治理的人就会减少,推动环境改善的积极力量就会削弱,治理的难度进而变得更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后果,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块倒下去,直到压垮人心中最后一根稻草,让人对城市产生悲观的预期。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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