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对李克强表达赞誉的学者是《大繁荣》的作者菲尔普斯。在梳理了工业革命结束后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菲尔普斯得出过这样一个结论：所有领跑过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繁荣真正的启动钥匙并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发展高度创新型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能够带来巨大好处，同时可以倒逼经济和社会转型。”菲尔普斯这样评价中国总理富有革新精神的改革。

　　事实上，在所有对于创业、创新型社会的既有观察中，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来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当经济处于下行压力的时候，未必不是创业的好时候。微软、美国基因工程技术公司、盖普（Gap）都成立于经济衰退期，而惠普、德州仪器、宝丽来更是起步于大萧条时期。就像熊彼特曾经指出的那样，经济不景气有坏处也有好处，而硬币的另一面往往更容易被忽略——它会像“洗冷水澡一样”将资本和人力资源从那些夕阳行业中释放出来，使拥有新点子的创业者能够以创造性的形式重塑经济。

　　这与一篇题为《e时代来了，e世界走了》的报道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如出一辙。曾经全年无休的中关村e世界电子商城已倒闭，取而代之的主角是中关村大街上大大小小的创业咖啡馆。那些真正拥有新奇想法的年轻人只需点一杯咖啡，就有可能寻找到合适的伙伴与投资者。

　　电子商城的花火或许会熄灭，但中关村的灯火却会永久通明，这是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比喻，更意味着一个一旦错过就不再的时间窗口。

　　敏锐的创客显然不会错失良机。

　　去年11月，李克强走进被誉为“淘宝第一村”的浙江青岩刘村。“如果有人来违规收费，你就拿国务院文件给他们看！”人们将总理的表态看作是对淘宝店主们的一次“撑腰”。

　　两个月后，他又将一位依靠手机APP项目创业成功的“90后”大学生请到中南海里座谈。会后，许多媒体报道的标题是：《李克强鼓励90后CEO：非常欣赏年轻人白手起家》。

　　经济上的不景气，倒未尝不意味着机会与变化。

　　李克强围棋下得好。善下围棋的人眼光往往更长远。李克强所显示的远见在于，当浪潮来临之际，他已然站在了潮头，正引领着潮流。

　　一个演讲时肢体语言丰富、不用讲稿，并且不喜欢下属汇报工作时照念讲稿的领导人，通常不会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

　　李克强是为数不多在1990年代就已经熟悉互联网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他们中间并不多见的会用笔记本电脑、用PPT演示而非念稿的方式介绍工作情况的人。在就任辽宁省省委书记时，他最早提出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地方经济发展状况。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为此特地创造了一个叫“克强指数”的新词。

　　不过，擅长运用新手段解决新问题的李克强，也曾有过束手无策的时候。

　　那是1974年，19岁的李克强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在那个时代，记工分还是最普遍的管理办法。但是在出工就给补助的平均主义氛围里，磨洋工如同传染病般在蔓延：有人上工之后干脆躺在地上喊劳动号子，以让远处的干部听见，还有一些人宁愿吃返销粮也不愿意干活。

　　与老百姓们一起饿肚子的岁月成了李克强最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因为吃苦耐劳又有主见，年轻的李克强被推选为大庙公社的大队党支书。那段日子里，他晚睡早起，将每一个人的生产任务安排得事无巨细，自己也卷起裤腿加入修水库背石头的队伍。但任由他怎么没明没夜苦干，老百姓还是填不饱肚子。

　　年近90岁的纪鸿冠是大庙公社当年的五七小组领导。他回忆，在凤阳曾发生过因为吃不饱饭而逃荒的事情。那个年代，让民众在外面乞讨要饭被认为是不光荣的事情，但作为大队支书的李克强却不愿意阻拦这些事情，他甚至会为那些觉得在外面生活更好一点的村民开“逃春荒”的证明。“其他地方一般都不愿意让民众出去，会控制，但是他恰恰相反。他说，你控制他们干什么，到外面能填饱肚子总比在家里挨饿强。他跟我是这样讲的，他不阻拦这个事。”

　　事实上，这个很有主见的年轻人还曾试图寻找解决办法。纪鸿冠记得，在一个春天，李克强在工地上召开了一次大会。他决定把任务分到各小队，小队再分到人，然后按照各自分的任务计工分。这种按劳取酬的思路在当时算是一种创新。纪鸿冠记得，乡镇里边从没有人用过这种方法，“不提倡，怕被认为是学资本主义”。

　　但创客们总是拥有对大方向的天生预判能力。青年李克强在凤阳时就表现出的宽容与果断，已经隐约有了他后来的影子。在此后的许多事情上，李克强一再展现这种高超的预判能力。

　　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的论文。在这篇倡导将计算机引入法律工作的文章中，年轻的李克强引用了许多国外司法机构应用计算机搜索嫌犯、管理档案的新鲜细节，并得出了一个如今看起来仍然不过时的结论：社会科学化——科学向社会机体的全部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纪元开始了。

如果“创客”这个词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那么它应该就是属于李克强这样的年轻人。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用“超前”、“开放”这样的字眼形容学生时代的李克强。

　　当年在北大跑教育的一位记者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北大校园自由而开放，李克强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口才极佳，思想活跃，能在长达一两个小时的演讲里始终保持激情。

　　李克强在北大任团委书记时的同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李景强也向记者回忆：“他是一个在原则底线之上非常开放的人。做事情的时候，他给你留下的可以创新的部分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他自己是很Open的人，连他当时欣赏的学生干部也都是这类人。”

　　李景强记得，那时候北大团委的办公室在37号楼，“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许多很有见识的年轻人都愿意聚在那里，谈理想、谈抱负”。

　　作为团委书记的李克强显然是这种精神气质的塑造者之一。他曾在一篇题为《按照青年特点进行理想教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青年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对“四人帮”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深恶痛绝……我们应当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言或新的口号。

　　观察一个人，总能找到几块相应的“背景板”。从被体制束缚的安徽凤阳大庙公社，到自由开放的北大，李克强见证了中国的许多历史时刻。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些富有戏剧性的人生经验中究竟汲取了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身上一定留下过某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迹。

　　比如，2013年，在李克强就任总理后，一本已经绝版的旧书一度重新走红。

　　这本书叫作《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是一本售价仅4元的论文集。而其中一篇论文的作者正是李克强。

　　许多观察者注意到了这本书的出版年份，1991年。彼时的中国正在重新掀起一场“姓资姓社”的大论战，“市场”两个字还被许多人视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但在《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里，李克强等人的论文，几乎都有一个强烈的指向：“市场”。

　　这件往事发生在一个政治氛围并不明朗的年代，所以其中透露的勇气与见识，更成为20余年后的今天，李克强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原因之一。

　　“创客”从来都是领风气之先的人。李克强曾反复说过：“对网购、快递新经济、新业态要高度重视。总不能让新的去适应旧的，更不能让脚适应鞋。”

　　他这样要求别人，也时刻在提醒自己。在青岩刘村，他曾探访过好几家网店。让其中一位店主印象深刻的是他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你跟前一家又不一样，他是B2B，你是C2C。”（两种不同的电商模式，前者是商家对商家，后者则是个人对个人）

　　这意味着，他对这个新兴行业了然于心。“有些外地来考察的干部有时候会问我们一些奇怪的问题。”另一个叫童志达的店主曾向媒体回忆，“我遇到过有的领导问我电商和电信诈骗有什么区别。”

　　部分源于这样的现实，因而，中国语境下的“创客”，某种意义上也必须是一名“闯客”。他们要闯过种种老观念和旧利益的关。这样的时刻，出现在去年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大讨论中，也出现在如今甚嚣尘上的打车软件存废之争里。